基于这些废片模拟实验，废片个体分析上获得了重大进展，慢慢地摸索出应该记录
[20][29][32][20][32][37-39][40][41]的各种废片属性，记录总体废片的特征，理解废片的破碎机理，以及验
[7][12][18][21][31][42]证废片分析的一般性方法——阶段性以及连续性方法。这些废片实验为理解和
归纳史前人类的石器组合及石器技术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式，也成为目前石器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5][30][33-36]
2废片分析在我国的应用现状
近四十年来，废片研究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并受到足够的重视。以前废片一直被认为是毫无信息意义的“垃圾”，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发现废片的价值，并试图解释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新考古学派对史前遗址内出土废片的日益重视，旧石器考古学家将废片看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对象，废片分析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近年来，废片分析已经成为石器技术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中国旧石器考古领域中，废片分析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成为旧石器考古学中一个成熟的、卓有成效的分支领域。大部分的研究报告主要篇幅都是对石制品进行分类和特征描述；少数较深入的研究会涉及到废片分析。但据此推测古人类主要采用哪种剥片技术，复原石片生产和工具修理的各个阶段，推测遗址内可能存在的工具类型，进而结合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以及周边环境因素来推断古人类的行为方式变化以及遗址的埋藏学过程，这样的研究案例还很难见到。大多数研究项目根据石片提取出的信息都是表面的、粗略的，而可以反映相对宏观的人类行为的大部分资源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一点，进行了一些相关尝试，诸如打制实验、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热处理以及拼合研究等，使旧石器考古研究向科学地解释古人类行为走近了一步。但整体上说仍存在着一些缺陷：
（1）偏重典型器型的分类、描述与对比。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旧石器遗址内发现的废片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仅仅对其进行数量和个体上的统计。这是因为中国的旧石器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典型器物类型的描述与对比，认为只有成型的或典型的器物和工具才具有技术或文化传统上的意义。从目前国际旧石器考古方法与理论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是片面的，石核剥片和工具生产会产生大量的废片，这些废片能为复原旧石器时代剥片技术、石器打制技术和古人类行为方式提供重要而宝贵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对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考古遗址内出现的石片长期以来也被考古学者们观察、分析和描述，但仅限于根据石片自身特征来推测其剥片方法，而还有诸如剥片的方法和阶段性特点、工具类型及加工方法、废片被埋藏后经历的改造过程等大量包含在废片中的信息仍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因此应该将研究视野从典型器物类型的描述与对比、工业类型推断、文化传统阐释逐渐转移到遗址内大量存在的废片上来，进行与废片相关的一些模拟实验和对比研究。西方实验考古学家们很重视遗址的废片分析，进行相关的模拟实验，得出了一些可以用于与考古遗址废片组合进行对比的实验数据，从而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如，K.R.Fladmark对FarrellCreek遗址进行了废片模拟分析，选取了10000件废片作为标准样本，根据模拟实验废片的出现频率和风化磨蚀程度等特征进行量化分析（采用主
[43]成分分析和等级聚类分析），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观察结果。
（2）在进行遗址研究时，对于石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是初级产品还是次级产品的判断上，未考虑将软、硬锤剥片产生的废片相区分，也未考虑到将剥片过程与工具加工产生的废片相区别，这样在数量统计时就会丢失很多信息，不利于对人类行为作进一步的解释。废片分析的研究者通常采用总体分析（massanalysis）的方法，对一个考古遗址内的所有废片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对废片的技术和属性特征进行分析归类、数理统计，以此来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