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所代表的生产活动或性质。例如，Stahle和Dunn为了区分出投射尖状器生产加工的各个阶段，使用筛子将废片分成9组，结果发现70%的废片尺寸小于1/8英寸，90%的废片小于
[44]3/8英寸，难以区分混在一起的几个生产阶段产生的废片。以筛子网眼尺寸为基础的废片
总体分析将整个废片组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与其他废片分析方法相比，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但当一个遗址内的废片包含多个不同的技术过程时，筛网尺寸特征则不能正确地区分各种活动产生的废片。在这种情况下，Root通过最小平方回归法（leastsquaresregression）来解决这一问题，用最小二乘法做数据关系的拟和，推算出两种因素的变化关系，得出和现有数据
[45-47]误差最小的一条拟和曲线的参数。
（3）在进行石制品分析时，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即缺乏对于微型废片（microdebitage）的研究。微型废片被定义为最大尺寸小于1mm的废片，这种废片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考古遗物。不同的剥片技术产生微型废片的数量与个体大小是不同的；对于不同原材料的所产生的微型废片，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和分析过程；废片和微型废片之间出现频率之间存在着
[43][48]一定的关系。通过微型废片分析（microdebitageanalysis），微型废片分布的密集程度
可以反映石器制作场内废片组合整体的综合分布情况，这一点还需要实验来进一步证实；微型废片的破碎比率体现了剥片来源的距离远近；根据遗址内微型废片的破碎比率以及分布位置，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古人类在剥片过程中的古风向变化情况，通过测试粗糙颗粒比例的增加，来判断剥片过程的中心位置；微型废片的存在或者缺失可以帮助确认该遗址究竟是原地埋藏还是二次堆积。
现阶段国内进行的客观而系统的废片分析很少，仅见于陈淳、沈辰等人所研究的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他们根据Sullivan和Rozen的废片分析标准，剔出了岩块、石核、砸击制品和工具类，将1998年的采集品和1990—1997年间5个野外季节的采集品分别加以比较
[21]分析。废片分析结果显示，小长梁石器工业具有比例比较低的完整石片和比例高的碎屑块，两套采集品废片百分比的分布也几乎吻合。其中，比例很低的碎片和残片也非器物二次加工的副产品，而是石核剥片的产物。废片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劣质石料对于小长梁石器工业性质和结构的重大制约与影响，并体现了遗址内古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小长梁的废片研究仅针对于采集品进行，材料不甚完整，仅反映了这些废片是石核剥片的产物，不能确定具体的剥片方法，也未与系统的废片模拟实验相结合起来。
现阶段国内大部分石器实验考古研究停留在主观的、定性的层面上，很少将考古标本与国内仅有的几个实验数据相对比，也很难与已知的国外实验和考古数据相对比（研究方法没有和国际接轨，因此很难参照）。没有科学、客观地进行对比和参照，结论就难免主观、片面，也就不能成为研究范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缺乏对国外实验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应用效能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有必要系统、全面地引入西方石器模拟实验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之应用到石制品组合研究中，在实践中充分消化和吸收舶来的精华，让我国的实验考古学与国际接轨。目的是将废片分析的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依靠废片研究内在、外在的各种信息，将我们的研究水平超出表面而主观的范畴，达到“废片分析的观察语言”的境界上来。从单纯的类型学分类和推测转变到以分析人类行为为中心上来，详细记录遗址内和实验中产生废片的各种信息，建立数据库，利用统计学方法将信息量化，并与严密而系统的废片模拟实验结合起来，从而科学而细致地解释废片组合反映的古人类行为。
3研究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3.1研究方法
[5][6][20-22][29][39][44][21][49-5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许多废片分析方法被提出并被检验。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