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ＰＳＤ的发生率ＰＳＤ的发生率临床报道不一。国外文献报道ＰＳＤ的发生率从20%～79%不等,但多在40%～50%左右,其中重度抑郁大约占10%。这一差异与样本的选择、评定工具的使用、卒中后评定的时间和诊断标准不同有关[1]。美国每年患卒中的600万人中抑郁症的发生率为22%～60%,且在卒中后6个月和24个月发生率最高[2]。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3]对104例卒中患者进行调查,发现轻、重症抑郁在急性期的发生率分别为17%和19%,总发生率为36%。近年来国内有关ＰＳＤ的研究逐渐增多。龙洁等[4]采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抑郁量表和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对520例脑卒中患者进行调查评分,发现ＰＳＤ的总发生率为34.2%,其中轻度20.2%,中度10.4%,重度3.7%。刘昌勤等[5]通过对70例脑卒中患者进行分析,发现ＰＳＤ的总发生率为31.34%,其中男性发生率为28.57%,女性发生率为38.10%,男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Ｐ>0.05)。而贾艳滨等[6]发现ＰＳＤ的发生率高达61.74%。因此,ＰＳＤ的发生率较高,说明抑郁症广泛存在于脑卒中患者中,值得临床工作者的重视。2 ＰＳＤ相关因素2.1 ＰＳＤ与病灶部位的关系 目前对ＰＳＤ与脑卒中病灶部位的关系研究较多,但结论各不相同。主要研究方向有大脑半球对称性、损伤容积、损伤前界距额极距离、皮质或皮质下损伤、脑萎缩等诸方面[1]。大多数研究认为,大脑损害部位是决定卒中患者是否发生ＰＳＤ的最重要因素,主要与以下部位有关:①左半球损害。②左前皮质损害。③左前半球损害,其中尤以左前半球皮质或皮质下损害累及左额背外侧者更易发生ＰＳＤ[2]。但也有损害部位与抑郁相关性的否定报道。Ｇａｉｎｏｔｔｉ等[7]用语言和非语言工具研究ＰＳＤ与损伤部位关系时发现,ＰＳＤ与损伤部位无关,认为方法学缺陷和选择性偏倚可能是造成以往二者相关结论的原因。刘昌勤等[5]将70例脑卒中后2个月内,按病变部位分组分别统计抑郁的发生情况,发现尽管左侧半球皮质病灶者显示抑郁评分最高,但与其他部位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提示ＰＳＤ的发生与病灶部位无明显关系。有研究认为,ＰＳＤ的发生与大脑损害引起的去甲肾上腺素(ＮＡ)和5 羟色胺(5 ＨＴ)之间的平衡失调有关。去甲肾上腺素能和5 羟色胺能神经元胞体位于脑干,其轴突通过丘脑及基底节到达额叶皮质,凡病灶累及以上部位时,均可影响区域内去甲肾上腺素能和5 羟色胺能的神经通路,使ＮＡ和5 ＨＴ含量下降而导致抑郁。2.2 ＰＳＤ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多数研究认为抑郁与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关系,但二者的具体关系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假设是认知功能障碍引起ＰＳＤ,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只能是卒中损伤,而不是抑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假设ＰＳＤ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卒中后各个时期的抑郁都应与认知功能障碍相关[1]。ＰＳＤ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①在左半球受损的抑郁患者中,定向、语言和视觉以及执行功能受损。②在疾病的慢性阶段,脑卒中后抑郁可由于认知功能障碍、生活不便等导致病后生理和心理平衡失调而出现反应性抑郁症状。2.3 ＰＳＤ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关系 大多数研究认为,神经功能缺损严重程度与ＰＳＤ有关。二者的具体关系是神经功能缺损不能诱发心理反应性抑郁,但是重度抑郁可以延缓神经功能的恢复。因此,抗抑郁药即可以治疗ＰＳＤ,又可以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但是否是神经功能缺损诱发的心理反应性抑郁,有不同看法,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4]。2.4 ＰＳＤ与躯体疾病的关系 多数研究认为,既往躯体疾病也可引起ＰＳＤ,龙洁等[4]研究结果发现,合并的疾病种类越多,ＰＳＤ发生率越高,提示所患疾病越多,症状越明显,则患者的应激性反应越大,如果应激水平超过了患者的应变能力,则容易导致抑郁。2.5 ＰＳＤ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ＰＳＤ与遗传因素、既往抑郁病史、卒中后社会活动能力丧失或降低、家庭和社会支持能力差和卒中后病程有关。研究表明,卒中后3～6个月、1年、2年社会支持的质量与抑郁严重程度有关。社会联系少的抑郁患者病死率高,有超过90%
的患者死亡。护理人员和家庭护理满意程度也与抑郁有关。由上可见,ＰＳＤ并非是单一因素致·081·医学综述2003年第9卷第3期
齐铁钢1,张泓在治疗上，除积极治疗脑卒中所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外，还应该选择从不同角度（酶、受体或摄取泵）以提高NE和5-HT含量的药物进行综合治疗。第一代经典抗抑郁药以丙米嗪（三环类抗抑郁药，TCA）为代表，虽有广泛的抗抑郁作用，但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循环及消化等系统的副作用如房室传导阻滞等；第二代抗抑郁药以具有特异性、选择性较强的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如氟西汀等)为代表，该类药物由于针对性较强，临床用来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由于具有兴奋、激越、失眠、恶心等中枢神经系统等诸多副反应，使临床应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且价格昂贵，难于在多数病人群中普及使用。近年来，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NRI）、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再摄取双重抑制剂（SNRI）、去甲肾上腺素能与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剂新型抗抑郁药万拉法新等，临床应用已显示出了较好的势头，其疗效有待进一步验证。 临床第一线“调情志”对缺血中风后抑郁及神经功能康复影响的临床研究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的:观察“调情志”治则对缺血中风后抑郁及神经功能康复的影响。方法:在本院门诊及病房共68例病人进行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调情志”辨证用药的方法。结果:治疗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的百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0.01)。治疗组的汉密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分减少百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0.01)。结论:“调情志”治疗缺血中风后抑郁是有效的,而且对缺血中风后神经功能恢复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提示“调情志”是治疗缺血中风的重要治则之一。关键词:神经功能;缺血中风;调情志疗法;
缺血中风病人除有肢体功能障碍外,常伴激惹、冲动、精神病性症状、智能及认知损害,人格改变和情志性症状。这些大多符合抑郁症(包括重度抑郁、心情恶劣)的诊断标准。这些状况常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神经功能的恢复。“调情志”作为中医重要治则之一,广泛运用于中医临床。自一九九七年以来,笔者运用“调情志”治法对68例缺血中风病的抑郁症状及神经功能康复的影响进行临床观察,以评价“调情志”疗法对缺血中风后抑郁及神经功能康复的治疗作用。1 材料与方法1.1 入选标准 (1)ＣＴ或ＭＢＩ证实的颈内动脉系统脑梗塞;(2)第一次发病后6个月内;(3)至少有一个肢体肌力≤3级;(4)汉密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分≥16分;(5)无药物过敏,严重心、肺、肝、肾病度及严重精神障碍。1.2 研究方法及分组 病人随机分组:(1)治疗组46例,缺血中风常规治疗,用药不限,运用“调情志”疗法进行辨证论治中药汤剂治疗;(2)对照组22例,治疗上除不使用中药汤剂外,其余治疗同治疗组。两组治疗均进行8周。1.3 辨证论治分型及方药 忧郁伤神证:神志恍惚不安,心胸烦闷,多梦易醒,悲忧善哭,舌红苔薄黄,脉弦细。治法:甘润缓急,养心安神。主方:加味甘麦大枣汤;肝郁化火证:情绪不宁,急躁易怒,失眠健忘,神疲食少,舌边尖红苔薄黄,脉弦数。治法:疏肝解郁,养血健脾。主方:丹栀逍遥散加减。1.4 评价方法 治疗前及治疗后4周、8周分别进行“神经功能缺损(ＣＮＳ)评分”[1],“ＨＡＭＤ评分”[2]。1.5 疗效评定 计算治疗结束(8周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ＨＡＭＤ评分”减少的百分率。神经功能康复疗效分为: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1～100%;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6～90%;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无变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7%;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增多18%以上。抗抑郁疗效分为:
痊愈:ＨＡＭＤ评分减少>75%;显效:ＨＡＭＤ评分减少>50%;有效ＨＡＭＤ评分减少>25%。1.6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两者之间的显著性检验用ｔ检验,总有效率用Ｘ2检验。2 结果共有68例病人完成本观察,其中治疗组46例,对照组22例,两组病人的年龄和治疗前的
ＣＮＳ评分及ＨＡＭＤ评分无显著性差异(Ｐ>0.05),两组之7第9卷第4期
齐铁钢1,张泓 湖南中医药导报
2003年4月Ｖｏｌ.9 Ｎ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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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与中医肝脏关系探讨韩 毳,李晓泓
山东中医杂志2001年5月第20卷第5期韩 毳,李晓泓(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摘要]首先论述了中医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以及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并复习了相关文献,得出如下推论:肝郁可能是抑郁症的重要发病环节;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是抑郁症和肝失疏泄证共同的病理学基础。因此认为抑郁症与中医肝脏有诸多联系,提出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抑郁症患者“肝脏”相关指标的改变。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临床表现为抑郁心境,思维迟缓,言语动作减少,并伴有食欲减退、性功能减退、睡眠障碍等躯体症状。抑郁症的发病率正逐年增高,虽然新的抗抑郁药不断出现,但由于不良反应多、价格昂贵而制约了临床使用。对于这样一种由生物、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疾病,配合多层次、多靶点的中医针灸治疗更具优势,且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笔者学习了大量相关文献,发现诸家应用中医理论治疗本病虽各有侧重,但以中医肝脏为中心的治疗更具特色,疗效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