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购买性支出。公共购买性支出又叫公共消耗性支出，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如国防支出，教育支出，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事业费，政府的投资等，这些项目的支出尽管用途不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政府在付出资金的同时，相应地购买到了商品和劳务，以便履行政府的各种职能。公共部门购买消费品和劳务的支出又分两种。一种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或劳务所需的日常消耗，例如支付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薪而得到其劳动，购买必要的办公用品等满足公共部门活动的需求等。另一种是公共部门购买资本品支出，即购买公共部门在“生产”中必要的设备或设施。这种投资支出类似于市场机制领域的固定资本。
2．财政转移支出。转移性公共支出是指对于养老金、补贴、公债利息、失业救济金等的政府转移支付。像财政补贴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等就属于财政转移支出。在这种再分配过程中，这些公共支出不表明公共部门耗用的经济资源，并不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经济资源的要求，而是把这部分经济资源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再分配的“中间人”，只表明公共部门其实仅发挥了一个中介人的作用，。转移只是在社会不同个人之间进行资源再分配。这是从财政支出的结果上来考察的，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转移支出则是政府间的补助关系。财政职能是通过各级政府的活动得以实现的。各级政府都承担着相应的职责，同时承担着作为各级政府职责延伸的事业单位资金供应者的职责。这样财政收支就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然后各级政府对其相应的公共部门分配资金。
公共部门分属于各级政府，上下级政府之间不仅存在行政上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且存在资金上的下拨和上解关系，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资金下拔和上解关系是形成各级公共部门支出的中间形式。某级政府隶属下的公共部门的支出总和就是这级政府的财政总支出。因此，在汇总各级政府财政总支出时要避免中间形式的重复计算。
我们依据各国国情来具体确定各国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比例。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达到合理且有效的水平，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市场运作比较规范，政府有条件比较少地直接参与投资与生产活动，同时还能获取充裕的财政收入。处于这种经济环境的政府，其转移性支出往往与购买性支出平分秋色，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发展中国家则因其政府直接参与或指导经济活动，购买性支出所占的比重较大。
公共支出的最终用途可以通过按价值构成的分类体现出来，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产品价值构成理论。社会总产品在价值构成上分为C、V、M三个部分。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可以分为补偿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两个部分，与补偿性支出相对应的社会总产品价值为C，与消费性支出相对应的社会总产品价值则为（V+M）。由于简单再生产只是一个理论抽象，现实运行着的经济社会总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所谓扩大再生产，就是将社会总产品价值中M的一部分不用于消费，而是通过一个投资的过程形成积累。显然，从上期生产的结果来看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同最终使用亦即从下期生产的起点来看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是不相对应的。具体地说， C的价值从最终使用来看，并非全部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在固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从全社会来看的固定资产折旧价值，有一部分可以用于积累性的投资。作为劳动者个人收入的V中也有一部分会以储蓄的形式沉淀下来,再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投资，M的价值在扣除社会消费基金以后也形成积累。因此，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来看，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财政支出最终形成补偿性支出、积累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
补偿性支出其一般意义是指为保证简单再生产过程的进行，对已损耗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补偿，是用于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在实际中通常是指对国家资产折旧的补偿。在整个公共支出中，补偿性支出所占比重很低。在经
济体制改革前，该项支出曾是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在经济体制改革后，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支出项目已基本交由经济组织负责，财政用于补偿性支出的项目已大大减少。目前，属于补偿性支出的项目，只剩下企业挖潜改造支出一项。但实际上政府的补偿性支出在不少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最常见的是政府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采用政府收购未到期的设备以促使企业更新，这是政府着眼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所采用的补偿性公共支出。因此，公共支出虽然来自国民收入并一般用于积累和消费两个方面，但政府也应在必要时安排一定数量的补偿性财政支出。
积累性支出是直接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是财政直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及国家物资储备的支出，对扩大生产流通规模和增加社会财富有重大意义。积累性支出主要有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支援农业支出、地质勘探费支出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城市维护和建设中增加固定资产部分的支出。在我国，财政多年来对这些项目的支出一直是占公共支出的50%以上，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政府的积累性支出通常都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使公共支出对国家经济影响有很大影响，也比较容易产生较高的积累率，产生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的现象。而发达国家政府由于经济发展已有较高水平，并普遍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投资也主要由市场主体完成，因而积累性公共支出，特别是生产性的积累支出在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程度也很低。我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主体会承担一部分原属政府支出的职能，积累性支出的比重将会有所降低。
消费性支出主要是指财政为保证社会共同消费的实现所安排的支出项目。具体包括国防、行政、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支出项目。还包括非生产部门的个人消费支出。消费性支出在公共支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实现政府各项职能的主要支出形式。在现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公共支出中的消费性支出比重较高，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特征更为显著。政府主要发挥保证国家安全、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大众福利的职能。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积累性支出的比重较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共同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将公共支出划分为补偿性支出、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三个部分，可以反映公共支出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并可据此研究公共支出对整个社会中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影响，有利于通过公共支出的调整，促进合理的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形成，为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创造条件。补偿性支出不构成公共支出的主要方面，但却是政府实现一定时期内的某些目标的辅助性支出，其数量和比重的变化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重大政策取向。积累性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的比例和构成因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有较大的区别。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消费性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高低反映出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公共财政支出中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较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在完善社会管理和调节国民福利方面有较强的能力。因此通过这种分类，可以为政府根据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制订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阶段性经济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5．3公共支出的规模与增长 一、公共支出规模的概念
公共支出规模是指一定财政年度内通过预算安排的公共支出总额。公共支出规模是衡量一定时期内政府支配社会资源的多少、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能力的高低的重要指标。由于公共支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共支出规模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层意义上来理解。狭义上的公共支出规模是指政府预算中公共支出的规模，反映着某一年度内政府通过预算形成的公共支出规模。广义的公共支出规模是指某一财政年度内通过政府安排的用于社会公共需要方面的所有支出，即除了狭义上的公共支出外，还包括预算外支出等。目前，在进行公共支出规模的国际比较时，我国多数学者是以我国预算内公共支出，亦即狭义的公共支出进行比较的。 二、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理论
（一）瓦格纳法则
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1）公共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幅度，是一种必然趋势；（2）政府消费性支出占国民所得的比例是不断增加的；（3）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所得上升，公共部门的活动将越来越重要，公共支出也就逐渐增加。
瓦格纳认为，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要求保证行使这些职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政府职能的扩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因素。二是经济因素。很明显，瓦格纳是正确预测了公共支出不断增加的历史性趋势，这已被国家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由于他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支出的长期趋势，更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崇尚“廉价政府”的情况下，明确地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将作为一条规律而存在，因此对当时财政思想的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以后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也同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皮考克和魏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理论”
对这一理论的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政府希望花更多的钱，但公民却不愿意交纳更多的赋税。政府必须考虑公民的意愿，注意公民能容忍的税收水平，这是政府公共支出的约束条件。
在这样假设的基础上，皮考克和魏斯曼认为，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有两种：在正常时期的内在原因和非正常时期的外在原因。内在原因是指由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导致税收的上升和公共支出的增长，这时的公共支出和GNP的增长具有相关性。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上升，导致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相应增长，因而公共支出有可能同步增长，这就是政府支出增长与GNP增长的线性相关关系。外在原因则是公共支出增长超过GNP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任何一个政府都愿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即希望有更多的支出。然而公众虽然愿意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却不愿意为其缴纳更多的税收。
皮考克和魏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理论”，认为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是均衡、同一速度向前发展的，而是在不断稳定增长的过程中不时出现一种跳跃式的发展过程。这种非均衡性增长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进行的。在这一时期内，稳定增长和突发性增长是交替进行的。因而这一理论主要是通过考察财政支出增长趋势中具有特定意义的时间形态，从这些特定的时间形态中来寻找政府支出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一研究方法是继瓦格纳考察公共支出长期趋势后的又一进步，就其理论阐述的内容来看，它通过对国家与公众关系及心理的分析，已经初步融入了公共选择学派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财政支出增长要受到纳税人税收容忍水平的制约，因为在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中，纳税人的选票可以影响政治制度的投票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所认定的财政支出水平也是由政治制度中的多数投票原则所决定的水平——这一点与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类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财政支出与政治过程结合起来了，这是皮考克和魏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理论”的创新之处。 （三）公共支出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模型
这一理论模型主要是由R?A?马斯格雷夫和W?W?罗斯托提出的。两位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用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
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他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效益，从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对这类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数量大、周期长、收益小，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或没有能力投资；但对这些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又是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益的。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外境。此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私人资本积累是有限的，这就使得某些资本品必须公共生产。即使这些资本品的利益是内在的，不具有外部经济性，也要求通过政府预算提供，所以这一阶段公共资本的作用很大。一旦经济进入发展的中期，即起飞阶段，私人产业部门业已兴旺，资本存量不断扩增，私人企业和农业的资本份额增大，那些由政府提供的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对它们投资的增加也逐渐变缓了。此时私人资本积累开始上升，公共积累支出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公共积累支出在整个社会总积累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下降。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净投资的份额又会上升。这是因为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增长，人们对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私人消费形式将发
生变化，从而预算支出也要发生变化。如汽车的广泛拥有，需要存在更为发达的交通设施。此外，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也迫使政府进行更大规模的人力投资。因此，这一阶段对私人消费品的补偿性公共投资处在显著地位，从而使公共积累支出又出现较高的增长率。总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公共资本比例要求较高；而在“起飞”实现之后会暂时有所下降；当经济步入“成熟”阶段时又会上升。至于公共用费支出的增长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如衣、食等消费，因而对公共消费支出要求不高；随着人均收人的增加，基本需要满足之后，私人对基本需要的支出比例将减少，对提高生活层次的消费支出将增加，资源更多地被用于满足发展需要，如教育、卫生、安全等的需要。由于这些消费项目都需要较大的公共消费支出作补充，因此，公共消费支出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就相应地提高，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将会出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组织，要求政府提供各种管理服务来协调和处理增长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交通、警力、控制污染、反托拉斯等等需求的增加，这将引起政府各种管理费支出的增加，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公共消费支出的迅速增长。马斯格雷夫关于经济发展各阶段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变化的独到见解，对考察一国财政支出增长状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财 （四）公共选择学派的支出增长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导致政府支出不断增长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集团是指由那些具有共同目标并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实体个人所形成的组织。 在实行多数投票原则的情况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的大量存在，直接促使了政府预算规模的扩张。在没有讨价还价的情况下，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可能大，也可能会小，这完全取决于那些喜欢“大”或“小”的人的相对集中程度。但若考虑到利益集团的存在，尤其是当由利益集团、官僚和被选出的代表(议员)所组成的“铁三角形”关系存在时，政府的预算规模就必然庞大。 (2) 官僚的作用。官僚又称公务员，在西方国家，其意思并非贬义。官僚的作用被视为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引导有组织的行为，以及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从事指定事务。在西方政体中，政府支出项目由立法机构决定，但具体的支出事务是由官僚们经办的，因此支出的合法性由官僚决定。他们为支出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提供有价值的技术方面的专家，并且官僚往往比被选出的官员在政府机构中服务期限长，这就保持了政府的连续性。如果没有这些官僚的存在，现代西方政府是很难运转的。
财政支出是政府的行为，制度及政治决策过程必然对财政支出产生影响，在分析财政支出增长时，当然不应忽视这一重要因素。尤其在西方社会，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滋生了大量的利益集团，在西方式的所谓民主政体下，往往对政府财政支出决策施加各种影响，导致财政支出不断增长。该理论还认为官僚也是人，他们也同样关心个人利益最大化，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他们不断追求预算的最大化。这一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响公共支出增长的因素
公共支出水平不断增长趋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一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等。政府支出的规模，直接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变化和公众需要。归结前人的分析并结合当今世界各国财政支出变化的现实情况，我们不难总结出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若干因素：
1、经济性因素。它主要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等。
3、 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的行政效率，三是
政治制度。
3、社会性因素。例如人口状况、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政支出规模。
4、技术因素。新兴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高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为公共支出的不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断的需求。 四、共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公共支出规模通常被理解为是公共支出总量的货币表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财政活动的一个主要指标。衡量政府公共支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绝对量考察，一种是从相对量上来考察。
绝对量的指标，也可以称为公共支出的绝对规模，主要有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公共支出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公共支出。它是一种直接用货币量表示财政规模衡量指标，可以比较直观地、具体地反映一定时期内政府财政活动规模，反映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共事务的规模。因而各个国家和地区通常采用这类指标编制政府财政预算，并向立法机关提供有关预算报告。但在需要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进行动态分析和横向或纵向比较时，运用绝对量指标往往有很大局限性。
相对量指标通常用公共支出占GNP或GDP的比重来表示，是国际上对公共支出规模进行比较时常用的指标类型。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在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中由政府直接支配和使用的数额，可以全面衡量政府经济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相对量指标便于进行国际比较，而且由于这种方法是通过计算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公共支出规模的，因而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反映了公共支出的规模，从而与以前年度的公共支出也具有可比性。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指标通常用于说明在一年或一个财政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政府集中和分配的份额，因而也可以用该指标全面衡量政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
无论采用哪种衡量公共支出规模的方式，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公共支出的规模。公共支出的增长、规模的不断扩大虽然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主增长并不是无限制的，不能放任其过快增长。如果公共支出增长过快，持续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超分配”，造成巨额赤字，形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国家财政运行陷入困境，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公共支出的不同性质及其对经济的不同影响，对公共支出的增长进行必要的控制。 5． 4公共支出中的控制与预算
一、公共支出的控制 （一）、支出控制的形式
(1)直接控制。直接控制实际上指有这样一个负责国家经济管理的强大的中央机构，它们为无数各行其职的决策中心指出方向。这种控制也含有相当大的集中化，并且被认为可以通过这样的中央指导来达到政府政策观点与决策和执行的协调一致，直接控制的协调功能需要一群有能力的人为政府的各个领域指出方向。从预算政策的观点出发，必须拥有有关投入产出关系的和成本的资料，才能为机构指出准确的方向。然而在实际上，中央指导被证明是困难的。因此，分权化逐渐被采用。集权化延缓了组织机构的界限，并使控制的功能逐渐丧失。更重要的是，这种控制经常由于信息来源的不准确和主观愿望与实际行动的差别而变得不切实际，如果预算体系没能占据充分的投入产出关系和成本的资料，中央预算机构就只能满足于对用款单位可接受的行为的分类。
(2)刺激性控制。由于认识到直接控制的缺点，政府开始转向刺激性控制。应该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理论概括，因而不十分精确。有人认为，多数公共支出计划的成败取决于政府中各决策者的反应，以及这项计划的效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理所当然的受益者所获得。因此，计划的设计和预算制定本身都需要有刺激措施。例如，政府所要推行的农田灌溉计划就需要适当的税收和津贴措施，以使农场主获得一定的利益。同样，可以规定某些劳务的平均成本．对能把成本维持在这个既定的平均成本之内的单位可以给予奖励。当然，不应千篇一律地对待所有的政府计划，应有选择地使用刺激来控制支出的方法，以补充传统方法的不足。 (3)协调控制。和上述的各种支出控制一样，协调控制也仅仅在一些有限情况下适用。从基本内容来说，协调控制认识到了中央控制有严重的内在缺陷，而一个分权化的制度又无法完全与中央的财政和计划机构的职责相和谐。协调控制把财政机构和用款单位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在一个共有的企业中或者是相互协调的体系中共同努力的关系。协调控制强调应把财政部门和其他机构之间的相互协商作为政策制定和控制职能的基础，这样才能使中央政策更加现实并在其他机构中产生更大的效果。然而，这种办法在财政危机的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经验都是有限的，而在正常时期的应用还有待实行。
(4)政策控制。在支出控制的实行过程当中，政策方法和配制技能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大多数公共计划中，控制技能的作用是外围的，并且要取决于政策这一前提。
（二）、控制支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