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案例的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倪翔
除了接受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之外，非营利性组织也试图通过各种盈利手段来养活自己。例如，一些非营利性博物馆为了换取企业的捐款，采取开办礼店或与公司签订产品认可或促销协议等方式，效果也比较明显。或者努力提供各种优秀的文化作品，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来购买产品或观符演出等，以获取更多的资金。
三、公民参与其中——鼓励社区艺术
美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公众，即希望全体公民都能够参与其中，并能够从中受益。评判一个公共文化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公民的参与程度。为了提高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社区组织在确保公民个人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艺术为例，美国社区艺术代办处以发现艺术为主要任务，它发起各种活动，如表彰社区内的艺术家，并向社区居民展现他们的艺术成果；为艺术提供展览空间和销售渠道；将艺术作品投入生产；为社区展示不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具有吸引力的艺术品；为创作活动提供住房条件；并为确保某社区内的多种文化都有机会被居民接触而工作。
公民参与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美国向公众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形成了完整的“供应-接受”系统并有效地促进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也因此得到了公众的赞同。
四、与英国模式的比较
相比而言，英国模式优点在于职权清晰，责任明确，行政效率高，可保障高端文化传播；不足在于专家评审的方式，使其离民众需求较远，民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相对低。
美国模式优点在于从需求出发，用资金来鼓励民间公共文化服务，贴近民众的文化需求；不足在于由于没有专门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行政效率相对低，且缺少监管，导致美国文化嘻哈文化盛行，对传播高端文化不利。
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本质上都是“拨款”模式，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提供资金，但并非对于文化产品的成果，绩效提供认可，可以提供生产性保障，但对产品的最终成果，质量无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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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美模式差异背后的价值观差异
英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的差别，反应了西方国家之间价值观差别。
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欧洲传统国家。其社会长期存在等级差别，一直有君主存在。所以，英国人喜欢怀旧，保守，具有绅士风度，等等。这些方面是需要历史的沉淀和积累的，常若没有历史的沉淀和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美国恰恰是一个没有很深厚的历史积淀的年轻国家。所以，美国人勇于创新，强调个人价值。因为没有很多的传统的东西去给他们怀念和继承，需要他们去开拓。从另一方面讲，也没有很多的束缚，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创新。
故而，英国模式希望通过等级划分清晰的行政机构，来划分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所在，通过各个机构之间的协同，来构架出一整套相对健全的体系，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序供给。“三级分权”行政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也因此适用于英国。
美国则更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个人之见自由选择的权利，重视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不加以人为干涉的情况下，给予公民公共文化服务体验的最大自主空间。因此，非行政干预的“完全自由市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更适用于美国。
第三节 西方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公共文化国家治理
也开始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将市场经济的机制如委托——代理关系、公私合作关系和公共股份公司等方式广泛引入公共部门，尝试性地构建起一系列公共文化治理机制。除公共文化基金会制之外，公共文化托管制，公共文化投标制，和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在西方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方面，也起到了机制保障，为西方公共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机制贡献。
一、 公共文化托管制
托管制是一项传统的商业信用制度，由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
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的制度。公共文化托管制是由委托人将财产委托于公共文化托管机构，由其代为经营和管理。公共文化托管制有利于公共文化经营管理的专业化，丰富国家公共文化的内容。英国议会以托管制建立的大英博物馆，是早期以私人托管方式筹建的一座国家博物馆，它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实施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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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文化招投标制
公共文化招投标制是一项由招标人公开进行的公共文化项目招标形式，中标人对发包者支付承包金，并按照合同规定自主经营这一公共文化项目。这一方式保留了公共文化部门对公共文化项目的所有权和非盈利性，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公共文化项目的运营效率。欧洲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机构都采用招投标制方式，保留文化机构设施所有权和对承包者的监督权，至于日常经营、人员雇佣则一切由承包者负责。
二、 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
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是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制而形成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它将公
共文化公司的资本分成等额股份，国家等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债务责任，公司也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将现代公司制度运用于公共文化领域再次实现了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同市场化竞争相适应，有利于公共文化部门的体制改革。瑞典、新西兰等国家的国有公共文化企业纷纷推行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一些文化部门还创立了其分支部门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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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海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必要性研究
上海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大众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主要服务于纯商业发展的需要，社会公共文化传播基本上丧失了这一新的传播阵地，甚而，低俗文化通过商业性新媒体传播，误导了公民对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扭曲了民众的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导致在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大量网络围观现象方面，政府往往觉得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来传播健康的，积极的公共文化，引领公民的主流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
其次，上海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主要局限于三馆一站（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站），主体较为单一，而且目前的这些单位往往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单军作战，影响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导致了信息孤岛效应的存在，大大影响了信息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有利于上海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实现公共文化信息的传播，使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突破“三馆一站”的局限，打破上海“信息孤岛”困境，建设上海的文化信息流。
第一节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使新媒体走出低俗文化
一、低俗文化
中国目前已初步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在近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社会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物质丰富反衬出精神生活饥渴，思想生活空虚，低俗文化形成最庞大队伍，逐渐登上主流文化舞台。低俗文化，指那些低级的、庸俗的、无聊的文化。人所共知，低俗文化严重影响受众欣赏品味，剥夺伦理道德追求，扭曲人生价值取向。换言之，低俗文化贬损崇高，淡化责任，诋毁道德。如今流行于世的一句话：“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替代了端庄”。可见，大众传媒中的低俗文化的影响波及范围广，影响极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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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文化得以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受众为寻求自身感官刺激而选择低俗。低俗从一开始就在受众的心里占据一定生存空间。个人隐衷、床第之私、暴力之虐、金钱之逐这些与文化传统相异的、不可公开言说的话题一旦得到公开宣扬，人性中恶的因素便得以膨胀。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此为内因。第二，个人对名利的不当追求造就低俗。不择手段的出名，甚至不惜出恶名，是许多急于追名逐利者的选择。众多的明星靠“脱”成名，如一些拍成人片、“三级片”的演员；以某种噱头和反常的言论赢得社会关注，“凤姐”即是一例。第三，社会物质条件的充裕为低俗提供了生存土壤。饱暖思淫欲。人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时，精神便有了向外拓展的需求，而当高尚文化又没能占据思想高地时，低俗文化便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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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使得低俗文化传播得如此泛滥的原因，还是因为，在大众文化时代，信息量的剧增，传播速度的加快，新媒体的崛起和其为自身经济利益而造就低级趣味。
二、新媒体与低俗文化
在大众文化时代，与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是沦为低俗文化传播最为泛滥的一种媒介。其本质上，是因为新媒体大多是由私人部门来运营的，政府对于新媒体的关注和参与，较私营性质的运营商而言，存在滞后现象。私有化的属性决定了当前新媒体平台多数具有商业性，逐利性的媒体特征。
大众传媒时代的低俗文化是思想文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思想文化奉行崇高的理想价值观，市场经济奉行低俗的功利价值观。大众传媒时代，文化按照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运行，被功利主义所左右，其产品重复且大量制造，存在着交换价值。思想文化市场化势必导致文化功能丧失，人文精神消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商品交换的双方均以自己最大的物质利益的获得为目的，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激励着人们为了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奋斗。低俗文化是商品经济的附属物，是商人发财致富的平台。具有私有性，商业性，逐利性等媒体特征的新媒体平台，逐渐沦落为低俗文化的掮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吸引大众眼球，制造更多的经济收益低俗产品。商品价值首先在于“量”，而文化价值侧重于“质”。思想文化与商品等同，抹去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区别，还何谈文化价值之所在？思想文化价值在于它是对至高理想的追求，然则低俗文化在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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