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滴
余寶琳的比較文學方法論
“西論中用"現象,曾經提出中西碰撞的幾種典型方式:「(一)根據中國文學建立新的理論;(二)根據中國文學修正西方理論;(三)兼用中西兩種理論與方法;
(四)直接運用。」周發祥認為“西論中用"有下列五個特點:「(一)多方參照,廣做比較;(二)學科間互相融合、滲透;(三)視角靈活多變;(四)著重形式研究;(五)極力追求科學化。」周發祥相信西論中用"的借鑒意義在於:「(一)開闢檢驗西論的新途徑;(二)充作中國文學研究的借鑒;(三)開闊比較文學的視野。」最後,周發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闡釋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關係:「(一)影響研究關注歷史;(二)平行比較是針對中外文學進行證同辯異的研究,包括分辨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三)中國古典文學在內容、形式和藝術上的豐富性,也使它在跨越學科界限而溯源探流,襯托比照時充當研究對象;(四)比較詩學以“詩學”(即文藝理論)為研究對象,是兩國文學理論的比較,或者是文學理論與其他藝術、其他學科理論的比較;(五)對於我國學者來說,西論中用也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55
二十五年前,余寶琳在〈中國文學理論中形式的劃分〉一文裏論及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難題,以六朝和明清時期文學形式的劃分為例,來闡發觀照中西文學批評傳統中的形式主義,她指出中國批評傳統中「文、筆之辨」,也即西方文論中所區隔的純文學與質樸無飾之作。余氏指出,幾十年前羅曼 雅克慎(Roman Jokobson)便曾經說過:「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某一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因此,對這些西方的形式主義者而言,他們關注的是文學的技巧問題和文學本身的性質與範疇,他們也試圖區分詩歌語言和非詩歌語言的不同。職是之故,當今文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工作,就是辨識作品的形式特徵,特別是西方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興起之後,作品的形式區分是居於文學研究的中心位置。然則,西方形式主義者只考慮到文學文本中形式的因素,對此余氏認為:「在理論上這種劃分絕不可能由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家所勾勒出。因為他們賦予“文”以包容一切的概念,而且賦予構成和具體體現“文”的宇宙和社會的和諧以包容一切的概念。如果有疑問的話,任何時候都沒有作家會否認文學的教化功能,或者宣稱文學能夠獨立於形式之外。」56余氏深知在此無法以西方意義的「形式主義者」來看待中國的文論家,文、筆究竟為何物且如此怪異,正如張隆溪所曾質問的一樣:「語言差異或許是文化差異中最為明顯的表現。 語言差異很可能被誇大某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的表徵,比較文學、方法、批評與中國文學研究〉,《政府遷台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頁389-405。
55 周發祥著,《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56 “Formal Distinction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ed. S. Bush and C. Murc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0-31;中文譯文引自馮若春著,《『他者的眼光』-論北美漢學家關於“詩言志”“言意關係”的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