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他不但是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历任柏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曾主编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与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一生著述甚多，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脍炙 人口。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以学术和政治为安身立命的「志业」？志在追求知识或参与政治的人，是否在近代世界中，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 本篇文章是韦伯最著名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其中的一篇。这两篇演讲，是韦伯去世前不久，在战争与革命袭击笼罩下的德国「新」文化重镇慕尼黑发表。韦伯总摄他一生学术、思想、道德与政治的关怀，透过历史与社会学角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在道德、价值层次上的批判反省，就学术知识与政治行动的性质、条件、限制，提出冷酷的界定和慷慨的呼吁。 这两篇演讲，是二十世纪思想的最重要文献；它们让读者沉痛地认识到近代人处境的艰难，也迫使读者用「英雄伦理」的态度，在「平实的眼前工作」中，掌握住关系到人性尊严的一线希望。(这两篇演讲如今皆收入：韦伯原著，钱永祥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台北：远流，2005年五刷))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韦伯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讲，在此由钱永祥译成中文。在翻译时，是根据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46), pp.77-128的全文英译，以及W. G. Runciman, ed., English trans. by Eric Matthews,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1978), pp.212-25对原文最后三分之一的英译；在翻译时，我们曾逐字逐句取Max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4.Auflage, hrs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bingen, 1980), pp.505-60德文原文对勘。 这份中译初稿，曾由梁其姿根据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trad. par Julien Freund (Paris, 1982), pp.99-185的法文译本详细校读一遍，又由胡昌智根据德文原文(见上)校订，最后由翻译者参考他们两位的许多宝贵意见定稿。在翻譯與定稿的過程中，張炎憲曾根據西島芳二譯，《職業としての政治》(東京，1952)及脇圭平譯，《職業としての政治》(東京，1980)兩種日譯本，幫我們解決了一些疑難與困惑。张先生还替我们译出了日文译本的若干译注。 本文段落基本上依据德文本，因为原文甚长，牵涉到的题材也很多，为了便利中文读者，我们将全文分为十个部份(以中国数字表示)六十九节(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各节均冠以小标题。我们要提醒读者：这些分法及小标题均为韦伯原文所无；它们只代表编译者个人对韦伯这篇文章结构的了解，目的纯粹是供1 读者参考。
[§1 开场]应诸君的要求，我来做这次演讲。不过，在好几方面，这个演讲都必定会使各位失望。我们的题目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以此为题的演讲中，各位期待我对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采取某种立场，自然不为过。但是要到最后，当我们谈到某些关于政治活动在整个生命操持里的意义之问题时，才能仅止于形式的角度，触及立场的选择。因此，在今天的演讲中，任何关于政治主张的选择──也就是说人的政治行动应该具有什么内容的问题，将不在讨论之列。因为这类讨论，对于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是什么、以及这种政治能够具有的意义等一般性的问题来说，乃是完全无关的。现在，让我们回到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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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的初步界定] 何谓政治?”政治”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概念，每一种自主的领导(leitende)活动，都算是政治。因此，银行有其汇兑政策、中央银行有其贴现政策、工会在罢工中有其政策；甚至城市或村镇有其教育政策，一个社团的主持人在领导中也有其政策；乃至于一个精明的妻子努力影响他的丈夫时，亦有政策可言。今天晚上，我们的考察当然不能以这么广泛的概念为基础。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指的是对一个政治团体──这在今天是指国家(Staat)──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
[§3 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 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团体(politischer Verband)是什么?什么叫做国家?在社会学上说，国家不能用他的活动内容来加以界定。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不会在某时某地，被某种政治团体引为己任；而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地，都完全是国家的工作。易言之，没有什么工作，永远特属于人们认为是政治性的团体(在今天即国家，在历史上即近代国家的前身)。也许，归根究底，近代国家要在社会学上得到界定，唯有诉诸它──和任何其它政治团体一样──特具的手段：直接的武力(physische Gewaltsamkeit)。「每个国家的基础都在于武力」，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布雷斯特李托夫斯克(Brest-Litowsk)如是说。这在事实上完全正确。如果社会的构成竟全然不知以武力为手段，那么”国家”的概念必荡然无存，从而出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自然，武力并不是国家正常的或唯一的手段──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武力乃是国家特有的手段。尤其是在今天，国家和武力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团体──从氏族(Sippe)开始──都曾以武力为完全正常的工具。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必须要说：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注意：”疆域”(Gebiet)乃是国家的特色之一──(在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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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就现代来说，特别的乃是：只有在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其它一切团体或个人，才有使用武力的权利。因此，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
[§4 政治的定义]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界定”政治”：政治是追求权力(Macht)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基本上，这和我们的语言一般用法相符。当我们说一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说一个部长或官员是”政务”官、说一个决定受到”政治”性的影响，我们的意思是说，对那个问题的解决、对那个决定的达成、或这对那个官员职权范围的划定而言，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乃是最具决定性的考虑。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它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
[§5 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 一如历史上在国家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国家是一种以正当(legitime)(这是说，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Herrschaft)人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Autoritat)。在什么情况之下它们会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这种支配所根据的，是什么内在的道理和外在的手段?
在原则上，支配的心理根据──也就是说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第一、”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也就是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过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这是旧日家父长(Patriarch)即家产制领主(Patrimonialfurst)所施展的”传统型”支配。其次，权威可以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Gnaden-gabe)──即所谓的卡理斯玛(Charisma)。这种权威，来自受支配者对某一个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英雄性的气质或事迹、或其它的领袖特质，所发的人格上的皈依和信赖；这是”卡理斯玛”型的支配。先知或──在政治领域内──群雄推举出来的盟主、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plebiszitare
Herrschen)、伟大的群众鼓动者(Demagog)、政党领袖等类的人，所运用者即为此。最后，还有一型支配，靠的是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sachliche)”职权”的妥当性有其信任。这也就是说，对于合于法规的职责的执行，人们会去服从。近代的”国家公务员”、以及在这一方面类似公务人员的权力拥有者，所运用的支配便属此型。当然，在实际中，人们之所以会去接受支配，是因于恐惧和期望这类最真实不过的动机：恐惧魔法力量的报复、恐惧权力拥有者的报复、期望在世间或在彼岸得到报偿。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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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而服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无论如何，如果去诘问这些服从的”正当性”根据，则答案不出这三种”纯粹”类型：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正当性的这几种概念，以及其内在心理上的基础，对于支配的结构，具有极为可观的意义。当然，这些纯粹类型，绝难在实际中出现。不过，今天我们不能深入这些纯粹类型各种极度复杂的样态、转变和组合；这些乃是”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n Staatslehre)的课题。
[§6 卡理斯玛型支配] 在此，让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因于服从者对”领袖”纯粹个人的”卡理斯玛”所发的皈依，而形成的支配。这种类型的支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志业这个观念最高度的表现，在此找到了其根源。向先知、战时领袖、公民大会(Ekklesia)或国会中的伟大群众鼓动者的卡理斯玛皈依，意思就是这个领导者个人，已被承认在内心受到”征召”，负有使命，作为大家的领袖。人们服从它，不是因于习俗或法条，而是因为人们信仰这个人。只要这个人不徒然是个狭隘虚荣的一时之雄，那么作为领袖，当然他会对他的事业全心以赴、献身敬业。不过，他的附从者──弟子、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皈依的对象，乃是他这个人和他这个人的特质。这类卡理斯玛式的领袖，在各地及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在过去，最重要的卡理斯玛式人物有两类：在一方面，有法师和先知，在另一方面，则有战时推举出的盟主、山寨头子、和雇佣兵领袖(condottiere)。不过，我们更感到兴趣的，则是西方所特有者：这种政治领袖起先的型态，是自由的”群众鼓动者”；他们只在西方的环境中出现，特别是在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城市国家(Stadtstaat)的土壤上出现；后来，这种领袖则以国会中的”政党领袖”型态出现；这也只有在西方环境中所特有的立宪国家中，才能培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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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支配者到支配运作的资源] 当然，在政治权力斗争的混战中，这种凭借最地道意义下的”志业”[或使命]而崛起的政治家，从来不会是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于这等政治家能取用什么样的辅助工具。政治上的支配权力，如何维持其支配于不坠?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种支配都成立，因此对于各种形式的政治支配也成立：不论其为传统型、法治型、或是卡理斯玛型。 [§8 支配之经营的两项要素──人与物] 支配的经营(Herrschftsbetrieb)，要求持续的行政管理。因此，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有人力，只在听命于宣称持有正当权力的支配者：而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借助于这种服从，对于使用武力时必须的物资，有所掌握和控制。这也就是说，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verwaltungsstab)、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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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的因素：行政僚属] 行政僚属：在政治的支配之经营(向任何其它类的经营一样)的外在表现中，代表着这种经营。行政僚属之所以会去服从、听命于权力的拥有者，自然不仅是因于他们心中的(我们上面谈过的)正当性意念。促使他们去服从的，是两项诉诸他们个人利益的东西：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封臣(vasallen)的采邑(Lehen)、家产制下臣僚的俸禄(pfrunden)、近代国家公务员的薪俸、骑士的荣誉、身分(stand)赋予的特权、官吏的荣誉等等，分别从两方面构成了这等人的报酬。行政僚属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共命结合关系，最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怕失掉这些东西。至于在卡理斯玛型领袖的支配之下，则附从战争领袖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追随群众鼓动者的人，也可分得”政治战利品”(spoils)：因为垄断了官职而得榨取被支配者、政治方面的利益、以及虚荣心的满足。
[§10 物的因素：行政工具] 要维持一套以武力为基础的支配体系，需要一些具体的、物质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政治与经济性的经营并无二致。行政工具包括了金钱、建筑物、战争物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任何你想得出来的东西。一切国家体制，均可以按照其行政工具的所有制原则分为两类：一类为行政管理工具，乃系权力的拥有者能指望其服从的行政僚属──官吏或其它类似人等──自己所有，另一类则为行政僚属与行政管理工具乃是”分离”的，一如今天我们所说，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员及无产阶级与实质生产工具是”分离的”一样。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辨两种情况：一方面，权力的掌握者私人拥有由他组织起来的行政体系，透过个人的仆从、聘雇的官吏、私人的宠臣亲信等进行行政管理工作，这一类人员自身对行政工具并无所有权，而只是接受主人之指挥行事；另一方面，情况正好相反。这两种行政工具所有制之间的分野，在过去一切行政管理组织中，都可以见到。
[§11 身分制政治团体] 在一个政治团体里，行政的实质工具，若全部或部分由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我们称这种团体是按照”身分制”(standisch)组织起来的团体。例如，封建制度中的封建领主，便自己掏腰包，提供他所受封的区域中行政和司法的开销；他自己提供战争的装备和给养；他的下级封臣亦如此。当然，这对于君主权力的地位有所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权力的基础，是一种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于只有从君主，封建领主的采邑和社会地位，才能取得其”正当性”。
[§12 君主拥有行政工具]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组织开始，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都可以见到君主自己管理行政的情形。透过从属于他个人的属下(奴隶、家臣、侍从、”宠幸”，以及君主从自己的仓库中提实物或金钱去封赐的俸禄者)，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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