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体系取得调和。不过﹐在天主教的思想中﹐这方面的彻底性尚逊于印度；这毋宁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预设导致的结果﹐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原罪已经败坏了世界这个想法﹐既然已经存在﹐那么用来匡正罪以及危害灵魂的异端所需的暴力﹐也就比较容易在伦理系统中找到一个位置。可是别忘记﹐山上训词所提出来的要求﹐是纯粹心志伦理性的﹑他世性的；以这种要求为根据的宗教性自然法﹐同样具有绝对要求的性格。它们仍保持了其产生革命效果的力量﹐几乎每逢社会动荡﹐便挟其原始性的力势出现。这些诫命﹐特别产生了激进的和平主义教派。在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有这样一个教派﹐曾经实验过一个毫无具体武力的国家；但其结局却是一场悲剧﹐因为当独立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贵格派人士(Quaker)无法拿起武器去捍卫他们自己的理想﹐虽然这场战争正是为了这些理想而爆发的。不过﹐与此相反﹐一般新教仍把国家(也就是武力这种手段)无条件地正当化为神所赐予的制度﹐对于具有正当性的威权国家﹐更是如此。路德(Martin Luther)把战争的道德责任从个人的肩上卸下﹐转移到政府身上；除了和信仰有关的问题之外﹐个人在任何问题上对政府服从﹐都不致有罪。至于卡尔文教派﹐在原则上便认定﹐武力乃是捍卫信仰的手段；所以﹐在回教生活中一开始便是一个重要因素的宗教战争﹐在卡尔文教派中也得到了许可。综合以上所言﹐很明显的﹐政治伦理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文艺复兴时期英雄崇拜衍生出来的近代无信仰心态(Unglaube)才产生的问题。所有宗教﹐都面对这个问题加以处理﹐而有极为多样的结果；根据以上所说的﹐事实也必然如此。人类团体所运用的手段是具有正当性的武力；这种特定的手段本身﹐决定了关于政治的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
[§65 以武力为手段的后果] 任何人﹐不论其目的为何﹐一旦同意采用(每个政治人物都采用)武力这种手段﹐就必须听任它的特定后果的摆布。信仰之斗士──不论宗教上的抑革命上的──更是特别如此。让我们鼓起勇气﹐用今天的情形来作例子。任何人想要用武力﹐在世界上建立绝对的正义﹐就需要为此有跟从者──由人所构成的“机构”(Apparat)。对这些跟从者﹐他一定要能描绘出必然可得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报偿的远景──不论这报偿是在天上或在人间；非如此﹐这个机构就不会运作起来。先说精神性的报偿：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仇恨及报复的欲望﹑特别是愤懑之感﹑貌似道德性的一种自命与正义同在的道德优越感的需要﹑以及因此而起的对敌人加以诬蔑和侮辱的需要﹐若得到满足﹐便构成了精神方面的报偿。物质方面的报偿﹐则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俸禄的获得。领袖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创造出来的这个机构的运作。这样一来﹐他所依赖的是他们的动机﹐而不是他自己的动机。这也就是说﹐他所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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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他能不能持续地向他所亟需的跟从者──赤卫队﹑秘密警察﹑煽动者──保证这些报偿。在这种活动条件之下﹐领袖事实上能达成的结果﹐并不由他本人来掌握。他能达成什么﹐是由他的跟从者的行动的动机来决定的；而从道德的观点来说﹐这些动机绝大部分都很庸俗。跟从者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在实际上这恐怕永远不会是多数人)﹐确实对领袖本人及他的理想有真诚的信仰﹐领袖才能对跟从者有所控制。但首先﹐这种信仰(即使出于衷心)﹐在事实上往往只是让报复﹑权力﹑利益和俸禄等欲望得到道德上“正当性”的工具：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自欺﹐因为唯物的历史解释﹐同样不是一部随招即来的出租车；它不会因为碰到的是革命者﹐就不适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绪激攘的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习常守成的日常现实生活。信仰的英雄﹐尤其是信仰本身﹐都会消逝﹐或者沦为(这更彻底)政治上的庸俗人物和政治技术家习用咒语的一个部分。这种发展﹐在和信仰有关的争斗中﹐完成得特别快﹐因为这种斗争﹐通常是由真正的领袖──革命的先知──所带领或发动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种情况里﹐一如在其它所有的领袖型机构(Fuhrerapparat)中一样﹐成功的条件之一﹐便是让一切空洞化﹑僵固化﹑为了“纪律”而让心灵和思想无产阶级化。信仰之斗士的这班跟从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会特别容易堕落成彻头彻尾常见的俸禄阶层。
十
[§66 志业政治家应有的警觉] 任何人﹐想要从事一般政治工作﹐特别是想取政治为使命所在的志业﹐都必须先意识到这些伦理上的吊诡﹐意识到在这些吊诡的压力之下﹐他自己内在所可能发生的改变﹐是要由他自己来负责任的。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在武力之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从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拨魔鬼的力量。擅于出世性的人类之爱及慈悲的大师们﹐不论来自拿撒勒﹑阿西西﹑或印度王公的城堡﹐都不曾用过政治所使用的手段──武力。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他们的工作一直是在这个世界中进行的：卡拉塔耶夫(Platon Karatajew)和杜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人型人物﹐反而是他们最逼真的造型。一个人所关心的﹐如果是自己灵魂的救赎﹑是他人灵魂的得救﹐不会以政治作为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政治有其完全不同的课题﹐这种课题唯有用武力才能解决。政治的守护神──你们也可以说是魔神──和爱的上帝以及教会所设想的基督教上帝﹐处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之中﹐任何时刻﹐这种紧张的关系﹐都有可能爆发成无可解消的冲突。在教会支配的年代﹐人们就看出这一点了。当时﹐对人和他们灵魂的救赎来说﹐教会的禁令(Interdikt)所代表的力量﹐远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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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康德式道德判断“冷冰冰的要求”(用费希特的字眼来说)。但是当禁令一再地落到佛罗伦萨的头上时﹐佛罗伦萨的市民仍然反抗教廷。如果我没有记错﹐马基亚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有一段美丽的文章﹐借他的一个英雄的口﹐赞扬这个城市的公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城市的伟大﹐比他们灵魂的得救﹐来得更重要；在这里﹐马基亚维利心中已经意识到了上面所述的那种情况。
在今天﹐这个问题是以什么面貌出现的呢？诸君只要用“社会主义的未来”或者“世界和平”﹐来取代自己的城市或“祖国”这些在今天已不是人人都认为代表明确价值的东西即可。因为如果要透过政治行动﹐也就是以武力为手段﹐按照责任伦理行事﹐以求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危害到“灵魂的救赎”。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纯粹的心志伦理﹐在一场信仰的斗争中追求这些目标﹐这些目标会受到伤害﹐在未来世代的眼中失去价值和地位﹐因为在这里﹐缺乏了对于后果的责任。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行动者没有认识到魔鬼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是一刻都不会放松的：它们对人的行动产生影响﹐甚至对他本人的内在人格发生影响。人如果没有了解它们﹐便只能束手无策地听凭这些魔性力量的摆布。「魔鬼是个老年人﹐所以要了解它﹐你得先变老」──这句诗句所指的﹐并不是年龄上的老。在辩论中﹐出生证明书上的一个日期﹐从来压不倒我；不过某人二十岁而我已超过五十岁这个事实﹐也绝对不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件我应该为之惊惧而黯然的成就。重要的不是年龄。重要的﹐是在正视生命的诸般现实时﹐那种经过磨练的一往无旁顾的韧性﹐和承受这些现实以及在内心中料理这些现实的能力。
[§67 能以政治为志业的真人] 不错﹐政治确实要靠头脑﹐但绝对不是仅以头脑为已足。在这一点上﹐提倡心志伦理的人绝对正确。没有人能告诉另外一个人他应该采取心志伦理还是责任伦理﹐或在什么时候采取一种伦理﹑在什么时候采取另一种伦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一件事。在今天这个亢奋的时刻里──照诸君的看法﹐这种亢奋﹐是一次不会“没有结果”的亢奋(亢奋和真正的热情﹐毕竟是会有不同的两回事)──当整批的心志政治家(Gesinnungspolitiker)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蹦出来﹐异口同声地复诵着：「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我；对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与我无关；这个责任﹐是那些受我辛劳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它人的事」。在这个时刻﹐我公开说﹐我们首先要问﹐在这种心志伦理的背后﹐有多大的内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辈；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想承担的事是什么样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Sensation)之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对这种东西缺乏兴趣﹐更毫无使我感动之处。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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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在这个意义上﹐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地道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Beruf zur Politik”haben)的人。
[§68 艰苦前途的考验] 届此﹐在座的各位贵宾们﹐让我们约定﹐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很遗憾﹐我不能不担心﹐到了那个时候﹐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反动的时期早已开始﹐你们之中许多人以及──我坦然承认──我自己都在盼望﹑期待的东西﹐竟几乎无所实现──也许不能说毫无所成﹐但至少看起来是太少的成果；到了那一天﹐如果实情恐怕很难免地真是如此﹐我个人是不会丧志崩溃的；但不容讳言﹐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负担。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能够再见到你们﹐看看诸君当中在今天觉得自己是真诚的“心志政治家”﹑投身在这次不啻一场狂醉的革命中的人﹐有什么在内在方面的“变化”。假如局面竟然一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2首所言： 当时正当春天﹐我们的爱情甫绿﹐ 日日我谱歌曲﹐吟咏我们的风流﹐ 像夜莺在夏天锦簇的花丛中啼唱﹐ 到了夏日渐深就住了她的歌喉。 那就太美好了。
可是事情不会如此。不论现在在表面上看起来﹐胜利的是哪一群人﹐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首先是冷暗苛酷的寒冻冬夜。当一切都荡然无存﹐丧失自己权利的不仅是皇帝﹐无产阶级也不会例外。到了长夜逐渐露白之时﹐在今天看来拥有花朵灿烂的春天的人﹐尚有几个仍然存活？到了那个时候﹐诸君的内在生命又已变成何种面貌？恨怨还是已转为庸俗？对世界或者自己的职业一种麻木的接受？或者第三种可能(这绝对不是最少见的)：有此道秉赋的人﹐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遁世之途﹐甚至(这种情况更寻常﹐也更可厌)为了跟从流行﹐而强迫自己走上这条路？不论一个人沦入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我都会认定他没有资格做他现在做的事﹐没有资格去面对真相下的世界﹑日常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客观而平实地来说﹐在这种人的内心最深处﹐并没有要他们取政治为志业的使命感和召唤﹐虽然他们自以为有。他们其实应该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单纯﹑直接的博爱。至于其它﹐他们应该踏实地去进行他们日常的工作。 [§69 政治作为一件工作的真义]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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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但要作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领袖﹐同时除了是领袖之外﹐更必须是平常意义下所谓的英雄。即使这两者都称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韧﹐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这一点﹐在此刻就必须作到──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dennoch)﹐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国立交通大学98学年度上学期新文艺复兴阅读计划 10/21 研读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学术与政治：
韦伯选集I》)
因林毓生教授一直叮咛我们：要提醒同学们读过他要细讲的廿世纪思想极重要的一篇经典论文：韦伯（ Max Weber ）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现在就请你尽速连结并下载此篇论文，好以国际性阅读经典的一贯方式，阅读全文，再以恭敬的心思前来聆听我们的「国士」林毓生大师如何精妙仔细地导读全文吧！论文连结：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请按Ctrl及鼠标左键下载文章)
一、 演讲来宾介绍
林毓生 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 ）。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现改称龙口市）。北京北师附小毕业，师大附中肄业。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文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
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
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北京大学蔡元培讲座（1988），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导师（1988-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名誉教授（2002- ）。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讲座（2009.2.1.-2010.1.31.）, 预定2010年8.23-12.31.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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