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都无法想象。试读法国高等法院的静议(Remonstrationen)、或者法国等级会议(Estate General)从十六世纪到1789年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eances)，你会发现法律家的精神无所不在。诸君去看一下法国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的议员的职业构成，就会发现，虽然国民会议是由平等的普选产生的，其中却只有一位无产阶级，以及极为少数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但各种法律家却成堆。要是没有这些法律家，那种曾经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计划起过激奋作用的特殊心态，便完全无法设想。从那时开始，近代辩护律师和近代民主，绝对是在一起的。而我们所谓的辩护律师──也就是一个独立的身分团体──也只有在西洋才存在。他们的发展，从中世纪开始，在司法诉讼过程理性化的影响之下，从形式主义的日耳曼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代办人”(Fursprech)蜕变出来。
[§27 律师和官吏的不同性格] 在政党出现后的西方政治中，律师之所以居于重要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由政党来从事的政治经营，也就是由有利益关系的人来进行的经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最有效地处理客户的利益问题，是受过训练的律师的看家本领。在这种工作上，律师胜过任何”官吏”；这一点，敌人的宣传之优势，已足以让我们学到。毫无疑问地，一个主张、一个说法，即使本身只有在逻辑上言之脆弱的论据支持，也就是说一个在这个意义下”不利”的主张或说法，律师也可以挺身为他申辩并获胜，不过，他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他为这个主张或要求，提供了一个在技术上言之 “有利”的论证。但是，一个在逻辑上言之\坚强\论证支持的主张或立场，唯有律师才能加以成功地处理，也就是说唯有律师，才能\有利\地处理一个”有利”的主张或立场。官吏作为政治家，往往因为技术上”不利\的处理方式，把一个\有利\的主张或立场，弄成了一个\不利\的立场。对于这一点，我们必然都有过经验。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政治是公开用言词或文字进行的一种活动。合适地拿捏字句的效果，乃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专业官员的职责的一个部分。专业事务官吏不是群众鼓动者；他们也志不在此。如果他们竟企图变成群众鼓动者，通常他们会成为非常差劲的群众鼓动者。
[§28 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特性] 真正的官吏，就他本身的职份来说，是不应该从事政治的(这一点，对于评价我国以前那个政权，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应该做的是\行政\，最重要的是这种行政是非党派性的。至于所谓的”政治”行政官员，只要”国家理由”(Staatsrason)──也就是牵涉到整个支配体制生死的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影响，那么至少从正式的角度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应该”无恶无好”(sine ira et studio)地从事他的职务。因此，他绝不应该做政治家(不论是领袖或其追随者)必须去做、同时也始终在做的事──鬪争(Kampfen)。采取立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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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动情──有恶有好；这乃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支配政治领袖言行的责任原则，和官吏的责任原则十分不同，甚至正好背道而驰。官吏的荣誉所在，是他能够出于对下命令者的责任，尽心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彷佛这命令和他自己的信念、想法一致。即使他觉得这命令不对，或者在他申辩之后，上级仍然坚持原来的命令，他仍然应该如此。没有这种最高意义之下的伦理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系统便会崩溃。可是政治领袖、也就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的荣誉之所在，却是他对自己的作为，要负无所旁贷的个人责任，要负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转卸的责任。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崇高道德的官吏，会变成恶劣的政治家，尤其是会变成在政治意义上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乃是道德地位低下的政治家，就像我们不幸一再在领导地位上看到的情况。我们所谓的”官吏之治”(Beamtenherrschaft)，便是指此。现在我们揭发这种体制就其后果而言在政治上的错误，当然不致让我国官吏的荣誉，受小瑕之累。但是，让我们还是回来讨论政治人物的类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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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群众政治家] 从立宪国家出现之时开始，或者更确定地说，从民主政体建立之时开始，在西方，”群众政治家”(Demagoge)一直是领袖型政治家的典型。我们诚然不会喜欢这个字眼，但我们不要因此忘了，头一个被称为群众政治家的人，不是克里昂(Kleon)，而是伯里克里斯(Perikles)。在古代民主中，官职人选由抽签来决定；毫无官职，或者说位居唯一选举出来的官职──最高司令官
(Oberstrategen)──的伯里克里斯，居然领导雅典市民的最高大会。近代的群众政治家自然也利用演讲；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一位候选人要做多少竞选演说，就知道这在量上，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不过，印出来的文字效果更持久。在今天，群众政治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乃是政治评论者(Publizist)，.尤其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
[§30 新闻工作的特殊地位] 近代政治性新闻工作的社会学，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该自成一章。在我们这次演讲中，便是稍做素描都不可能。不过，在这里，有几件事，却和我们的题目有关，因此必须一说。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的群众政治家一样，同时和律师(以及艺术家)也差不多，有一向共同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分类。就律师而言，至少在欧洲大陆情形是如此，英国以及从前普鲁士的情形则不一样。新闻工作者彷佛属于一个贱民阶层(Pariakaste)，”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来评价他们。由而，对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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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着一些最奇怪的想法。很多人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上一件真正优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气\，绝对不下于任何学术上的成就所需者；特别我们要考虑到，新闻工作必须随令当下交卷，也要考虑到，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显然和学者完全不同的创作条件下立即见到效果。大家几乎从来没有承认，和学者比起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荣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者比起来，非但不见逊色，反而，[这次大]战时的情形已证明，要比学者来的高。人们之所以对新闻工作者的评价较低，乃是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人们记得的，乃是不负责的新闻工作表现，以及这类表现所带来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说任何一位够格的新闻工作者，在行止的思虑判断上，比一般人高明，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实情却正是如此。和别的职业比起来，新闻工作这个职业，有最庞大的诱惑与之俱来；在今天，新闻工作又有其它的特殊条件与环境。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公众习于以一种由鄙夷和可悯的卑怯交织而成的态度，去看新闻工作。在今晚，我们无法讨论这该怎么办。在此，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方面的职业命运，以及他们获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只有在社会民主党里面，新闻工作者有比较有利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政党里，编辑的位置主要还是一种党工的位置，不足以构成党工的位置。
[§31 新闻工作者的缺乏余裕] 至于在资产阶级政党里，整体而论，走这条路攀取政治权力的机会，和上一辈人比起来，情况反而恶化了。自然，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从新闻界内部产生政党领袖，那是绝对的例外，连想都不应该想。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新闻工作者日甚的”缺乏余裕”，特别是没有资产、而必须靠职业维生的新闻工作者的\缺乏余裕\；这种\没有余裕\，是由新闻工作在紧张度和时效性方面的急剧增长，所决定了的。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写出文章来，以谋生活，就像是在政治家的脚上绑上了铁镣。我便知道有人，虽然具有领袖的气质和能力，却因为这种逼迫，而在向上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在有形的方面但尤其是精神方面，遭到了永久地瘫痪。在旧政权之下，新闻界和国家及政党中居支配地位的力量保持的关系，对于新闻工作水平的伤害，是不可能更大的了。但这是必须另外处理的一个题目。在我们的敌国中，情况并不相同。不过即是在他们那里，以及所有近代国家中，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愈来愈小，而资本主义的报业大亨，如诺斯克里福”爵士”(“Lord” Northcliff)之流，却取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影响力。
[§32 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前途与艰辛]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资本主义报纸事业──它们控制的，主要是登\分类小广告\的\大众报\──通常都是政治上冷漠态度的典型培养者。因为对它们来说，独立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好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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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持有独立的政策，从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那里，不会得到什么在商业上言之有利的照顾。在大战期间，广告业务曾经被大规模地用来对报业施加政治性的影响；而现在，似乎这个做法会继续下去。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报可以躲开这种压力，但是小报的处境，就困难多了。不论在其它方面，新闻工作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有什么程度上的影响力、什么程度的行动可能、尤其是负什么程度上的政治责任，在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里，新闻事业的生涯，不是政治领袖向上爬升的正常管道──它也许不复是这种管道，也许尚不是这种管道，这就只好等着看了。某些新闻工作者──不是全部──认为应该放弃不具名原则；但是放弃掉这个原则，是不是就能给上述的情况带来改变，实在很难说。在大战期间，德国报纸用特别聘请的文坛名流担任”指导”；他们虽然始终是直接以真名出现，但我们在好几个有名的例子中的经验显示，责任感并没有因此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增加。无分党派，有些这类报纸，正好就是以低级而出名的煽情报刊；借着放弃匿名原则，他们追求并且获得了销路。这些先生们、发行人、及煽情式的新闻工作者所得到的是巨利，而当然不是荣誉。我们在此所说的话；毫无反对署名原则的意思；我们谈的，是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问题，某一个现象，自然不等于问题的全部。不过，到目前为止，署名的新闻工作，仍然不是走上真正的领袖地位的道路，也不是负责任地经营政治可循的途径。事态在未来会如何变化，尚有待观察。话说回来，新闻工作这条路，在任何情况中，都是职业性的政治活动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人，绝对不能走这条路，特别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上才能维持心灵平衡的人。一位年轻学者的生涯，虽然靠的是机运和侥幸，但是至少学者的身分，会使他受到一些坚固规范的约束，让他不至于失足。可是新闻工作者的生涯，在每一方面来说，都是彻底的冒险，而身处的条件，又以一种在其它任何情境中都无法见到的方式，考验着个人内在的安定有主(Sicherheit)。在新闻职业生涯中往往十分辛酸的经验，可能还不是最糟的事。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相应于外在的试探，而必须具备的内在力量，才是最难企及者。的确，在一种看来平起平坐的姿态下，出入豪门的沙龙中当座上客，常常因为被人所惧，所以受到大家地阿谀奉承，但自己心里却清楚知道，只要自己一离开，背后的门甫关上，主人可能就必须向他的贵宾们解释，为什么他会和[那个报界挖人隐私的低级作家]有关系──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同样地，你必须随”市场”的需求，对任何一件事、对生活中任何可以想象到的问题，迅速而言之成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你的意见不能完全肤浅，尤其不能因为暴露了自己的底盘而丧失尊严──这是会有不堪卒睹的后果的。因此，许多新闻工作者，到头来在人性方面完全失败，丧失了一切价值，也就不足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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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吃惊的，是在这些情况之下，这个阶层中居然还有许多可贵的、地道的人存在；这个事实，不是外人能轻易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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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党工] 如果新闻工作者，作为职业政治家的一种型态，要求我们对颇为久远的过去作一回顾，那么党工(Parteibeamten)则仅是过去几十年来的新发展，甚至有一部份是近年来才有的发展。为了从历史的沿革演进上，掌握到这一型人物的位置，我们必须对政党之为物以及政党的组织，作一番考察。
[§34 政党经营型态的起源] 任何政治团体，只要它有相当规模，也就是说在地域上和职掌的范围上，超过了一个小的农村行政区，同时其掌权者是定期选举产生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团体中的政治经营，就必然是一种由有利益关系的人来进行的经营(Interessentenbetrieb)。这也就是说，一群相对而言数目不大的人，主要的关心所在是政治生活，亦即对分享政治权力有兴趣；他们通过自由的招揽劝诱，替自己寻得追随者，推自己或手下为候选人，募集财源，争取选票。如果没有这种经营型态，我们很难设想，在大规模的团体中，选举要如何进行。在实际中。这种经营型态表示，有权利投票的公民，要分成在政治上积极活动的人、和在政治上消极被动的人。由于这个区别所涉及的是自由意志的问题，所以诸如强迫投票制、或者”职业团体”代表之类的措施、或者其它公然或在事实上针对这种事态、以及针对职业政治家的支配所设计的措施，是无法消除这个区别的。领导层和追随者，属于积极活动的份子，他们要以自由招揽劝诱的方式，扩大追随者的范围；追随者以同样的方式，争取把票投给领袖的被动选民。这些主动与被动的部分，都是每个政党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是政党的结构多有差别。举例来说，中世纪城市的政党──比如教皇党(Guelfen)和皇帝党(Ghilbellinen)，就完全是个人的追随者组成的党。试观教皇党的章程(Statuto della parte Guelfa)，我们会联想到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苏维埃；贵族──原先这是指所有以骑士为业；并因此有采邑资格的家族──的财产被充公；他们不得任官职，亦无投票权；章程规定了超地区性的党委员会、严密的军事性组织、对打小报告的人加以馈赏。这使我们想起布尔什维克党得经过严格过滤的军事以及(特别是在俄国)秘密警察组织、对”资产阶级”──也就是企业家、商人、以租金及利息为所得的人、僧侣、王室后代、警探──的解除武装、剥夺政治权力、以及财产充公政策。这中间的模拟，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会显得更为明显。就教皇党而言，它的军事组织，是一支按照登录在册的封建庄园为准，建立起来的骑士军队，贵族几乎占有一切领导位置。在另一方面，苏维埃则保留了──或者不如说重新引入了──高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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