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自行掌理行政。他设法用自己的腰包、用他家产的收益，去供应行政工具；他建立一支军队，这军队完全依赖他个人，因为这支军队的给养和装备，取自他的仓库、他的财产、他的武器库。在”身分制”的团体中，君主借助于一个自主的”贵族阶级”(Aristokratie)建立支配，因此他须和这个”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但是亲自管理行政的君主，靠的是他家中臣奴或平民的助力。这类人，是没有财产、也没有社会地位的阶层：在物质方面来说，他们完全依赖君主，本身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一切型式的家父长制支配、家产制支配、苏丹制(Sultanismus)的独裁、官僚制国家体制，都属于此类。官僚制的国家体制尤其重要；其理性发展的极致，正是近代国家的特色。
[§13 近代国家对行政工具的收夺和垄断] 在任何地方，近代国家的发达，都是由君主所发动的。与君主平行，自主而”私人”握有行政权力的人，也就是自身拥有经营行政、军事和财政的工具、拥有各种在政治上可运用资源的人，是由他们开始褫夺他们的权力的。这整个过程，和资本主义企业借着缓缓剥夺个体生产者而得发展的过程，完全类似。到最后，近代国家把政治经营的一切工具，完全集中到一个单一的顶点上。再也没有任何官员个人拥有他所处理的钱、或者他所管理的建筑物、库藏、工具和军火。在今天的”国家”中，行政僚属(行政官吏和行政事务人员)和具体行政工具的”分离”，终告贯彻──这是”国家”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一环。最近代的发展，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正亲眼看到，当初收夺这些政治工具──也就是收夺政治权力──的人，现在已经沦为新一轮收夺的对象。这场革命，至少就其领袖业已取代了合法的政府这一点而论，所成就的是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掌握了处理政治上的人事和财务体系的权力，并且──不论他们有多少根据这样认定──从被支配者的意志建立了他们的正当性。至于在这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算是成就的基础上，这些领袖有没有理由希望推进一步，开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贯彻收夺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政治管理和资本主义式的经济经营之间，诚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后者是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所指导的。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今晚我们不采取立场。我仅止于陈述出纯粹的概念面，以供我们思考：近代国家是制度化(anstaltsmassig)了的支配团体：对于在疆域内进行支配的手段，也就是具有正当性的武力，国家已成功的取得了独占垄断；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国家业以把经营所用的物资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手中，褫夺了前此自行控制这些工具的身分性的自主行政人员的权力；国家站在最高处，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14 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这种政治上的收夺权力的过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度中，都曾发生过，虽然成功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政治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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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意义下的”志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开始出现；这种政治家，也是[取政治为职业的]”志业政治家”中最初的一类。我们最早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君主的麾下服务。和卡理斯玛型的领袖不同，这种人本身无意成为支配者，而只是要为政治上的支配者服务。在收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为君主所用；借着处理君主的政治，他们一方面谋得生计，一方面也获得理想的生命内容。唯有在西方，我们才见得到这种职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也替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在历史上，他们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也是君主在政治上收夺权力时最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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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治作为副业与政治作为主业] 在仔细讨论”职业政治家”之前，让我们先比较全面的弄清楚他们的存在所呈现的事态。一如经济上的谋生之道，”政治”可以是人的临时偶务、可以是人的副业(Nebenberuf)、也可以是人的主业(Hauptberuf)。在三种身分下，人都可以从事政治，也就是试图影响一个政治结构之内或者政治结构之间权力的分配关系。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者是进行类似的意象表达──比如在一个”政治”集会中鼓掌或者抗议、或者发表一篇”政治”演说，等等──之时，我们都是以政治为偶务的临时政治家。许多人和政治的全部关系到此终止。另一方面，在今天，一切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有政治活动的人，如政党政治下各种团体的代表(Vertrauensmanner)和理事(Vorstande)，所从事的则是一种作为副业的政治。对这种人来说，无论在实利上或就理想而言，政治都不是他们”当成生命”的首要所在。对于国家的资政、或是其它类似的咨询机构的成员，只有在被召集时才发生作用，这一点也成立。另外，在我们的国会议员中，有一大部分只有在会期中才有政治方面的活动，这些人的情况亦是如此。在过去，这类人物在身分团体中最多。所谓”身分团体”，我们指本身有权利拥有武装力量的人、或者本身有权利拥有行政管理所需的重要工具者、或者本身拥有支配权力的人。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非但牵涉不到生活的全部，也不属优先的选择，更不会有过于临时者。他们所拥有的支配权力，是用来取得租金(Renten)甚至利润的。如果他们居然管起政治，积极地为政治团体效劳，那一定是因为君主或者他们同一身分团体的人，向他们要求这项服务。在君主要为自己创建出一个属于自己、唯己命是从的政治经营力量的斗争中，他引入的某些助力，常属于这一类。”宫廷外顾问官”(Rate von Haus aus)，或者更早的部族会议(Curia)、君主的其它咨询、参议性机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政人员，都是属于这类性质。但是，这种副业性的、只应需要而存在的辅助力量，对君主来说，自然是不够的。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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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君主要设法组织一个助手团，完全而无旁骛的为他做事，亦即要引此为他们的主业。逐渐浮现的王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该文化的整个性格，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从何处找来他的工作人员。即使是那些(所谓的)\自由\共同体，也就是已经完全废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者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有以政治为主业的职业政治家。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性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在历史上，这类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它们的萌芽，是做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也就是城市在地中海文化圈首次出现时的那种型态。就以上这些情况而论，以政治为”主要职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16 “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 一个人要以政治为职业，可以以两途为之：”为了”(leben fur)政治而活，或者是依赖(leben von)而活。这两种途径之间的对立，绝对不是截然的。常律是一个人兼有两者──至少就精神层面而言；而当然，就物质方面来说，更有两者齐兼的。\为了\政治而活的人，在一种内在心灵的意义上，把政治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这种人，或者心喜他之拥有他所施展的权力，或者他要知道他的生命在为一件\专业\的服务中得到了意义，他才能够维持内心的平衡、以及觉得自己有某些价值。不过，在这种内在的意义之下，每一个为了一件事业而活的认真的人，都是\依赖\这件事业而活。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区分，指的乃是问题比较实际的一面，也就是指经济的方面。致力于把经济变成一个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依赖\作为职业的政治而活；反之，就是\为了\政治而活。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分配下，一些你可以说是非常琐屑不足道的先决条件，一定要先存在，才能让人在这种经济的意义之下，去\为了\政治而活。在正常的情况中，这种人一定要能够在经济上不依赖政治可以带来的收入。这意思很简单：这种人一定要很富有，或者处于某种可以带来充分收入的私人地位上。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中，情况是如此的。但是战争领袖的追随者、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眼中当然不会有正常经济运作的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中，当事人维生所赖，乃是战利品、掠夺物、没收之物、人们的捐献、以及在本质上和这些无二致的毫无价值、强制的货币或票券形成的榨取。不过，必然的，这些都是异常的情形。在正常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人要能在经济上不依赖政治方面的收入，一定要有属于本人的财富。但仅如此尚不够。这样的人，在经济上必须有”余裕”(abkommlich)；这意思是说，他的收入，并不靠他持续地把自己的精力和思考，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投注在经济方面的经营上。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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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租息或红利收入的人(Rentner)，才是完全\有余裕\的人，因为这种人的所得，完全都是不劳而获的。过去的领主、现代的大地主和贵族，靠的是收取地租(在古代或中世纪，还有奴隶或农奴的贡纳)，在近代，则有从有价证券或其它类似来源或得分红的人；这些便都是靠地租或红利收入的人。至于工人以及企业家，在这种意义下，都不是有”余裕”的。关于企业家这一点，必须格外注意，特别是近代大规模企业里的企业家。因为被整个企业经营所束缚住的尤其是企业家，因此他们不是”有余裕”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的季节性，那么这一点对工商业方面的企业家，较之农业方面的企业家，尤其成立。大体言之，在一个企业的经营上，企业家很难让别人来代替，即使只是暂时性的。在这个意义之下，医师也不是有余裕的，同时他缺乏余裕的程度，和他的杰出及忙碌程度成正比。从职业纯粹技术方面的考虑来看，辩护律师就比较”有余裕”，因此在职业政治家这一行中，律师扮演的角色，大到不成比例，往往到了压倒性的程度。我们不用再按项继续分类下去了；我们不如来厘清”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之间的分野，所造成的若干影响。
[§17 资产对职业政治家的意义]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物，如果(在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完全为了政治而活，而不是依靠政治而活，那么这个领导阶层的成员，一定是在一种\金权\取向的方式下，被争取和纳入这个系统的。当然，这不是说金权式的领导阶层的存在，就表示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不会”依赖\政治为生，就表示支配阶层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支配地位，去为他们的私人经济利益服务。这些，当然都不在话下。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阶层，是从来不曾以某种方式利用政治地位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不过，领导阶层的金权性格有一个含意：这时候，职业政治家不需要直接为了他的政治工作求取报酬，但是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却必须要求这种报酬。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并无意说，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唯一的着眼点或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追求私人在经济方面的生计。我们也无意说，这种政治家不会把”理想”(Sache)当成用心的所在。这和实情绝对不符。经验告诉我们，对有资产的人来说，对于个人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心，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总是他们整个生命取向的基本定位点。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未在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的维持[有利害关系的圈子]之外。一种无所忌惮、不讲条件的政治理想主义，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存身之所，便是这种阶层。在不寻常的年代，也就是革命的年代，情形尤其是如此。[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我们说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必须要为自己的政治工作要求报酬]。这里我们的意思不过是说：用非金权的取向，争取和征召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不论是领导者以及追随者，需要有一个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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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来配合：有志从事政治的人，会从政治的经营，按时得到可靠的收入。从事政治，或者可以出之以\名誉职\的方式；这是我们常说的”独立”(意思是有资产)的人，特别是坐收租金和红利的人，从事政治的方式。或则，没有资产的人也可以参与政治工作，但这类人必须要取得报酬。依靠政治而活的职业政治家有两种：或者是纯粹的”俸禄人”(pfrunden)，或者是受薪的”官吏”(Beamter)。这种政治家，或者为了执掌特定的业务，而从规费(Gebuhren)和业务佣金(Sporteln)得到收入──小费和贿赂，只是这类收入中不合规定、正是说来不合法的一种；或则，在实物的形式下、在金钱的形式下、或者在两者兼具的形式下，他获得一份固定的收入。这种政治家可以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像从前雇佣兵的领袖、租取官职或者捐买官职的人、或者美国的政党老大(boss)；在这种人看来，一切花费都算是一种投资，以后再借着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回收利润。他也可以有固定的工资，例如报纸编辑、党书记、近代的内阁部长、或者政务官吏。君主、获胜的征服者、成功的党头目，给予追随者的报酬，在过去是封建采邑、土地的赠与、俸禄，而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业务佣金式的俸禄
(Sportelpfrunden)已变成典型。到了今天，对于中心的追随者，政党领袖会赏赐各式各样的职位：党里面的职位、报界、合作社、医疗保险机构、地方政府或国家的职位。一切党争，所争的固然是实质的目标，但更是争夺官职任命权的斗争。在德国，主张各邦分权制的人和主张中央集权制的人之间主要的斗争，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官职任命权归谁──柏林的人?慕尼黑人?卡尔斯鲁人?或德烈斯登人?对于政党来说，谋官职分派权而不成，比它实质的目标受挫折，是更严重的打击。在法国，若地方首长因为政党政治的缘故而发生易动，一向被认为是重大的转变，比政府修改施政纲领，造成更大的轰动──政府的施政纲领，意义好像不过虚文徒具。有些政党，特别是美国的政党，在关于宪法解释的旧日冲突消失了之后，已经变成了纯粹以猎取官职为目的的政党；至于实质的纲领，乃是可以按照获取选票的机率而随时改变的。在西班牙，直到近年，两个主要的大党，按照习成的惯例，通过由上面导演的”选举”，轮流掌权，以便让它们的追随者获得官职。在西班牙的殖民地，无论在所谓的”选举”中、或是在所谓的”革命”中，所争的一直是胜利者可望取食的国家面包篮。在瑞士，政党以和平的方式，按照比例均分官职。我们的某些”革命”的宪法草案，比如巴登(Baden)邦宪法的第一次草案，曾想把这个制度推广到部长级的职位。国家和国家的官职，被认为纯粹是提供俸禄的机构。天主教中央党对这个构想最热心支持。在巴登，这个党所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要按照各教派的比例来分配官职，而不论其实力表现如何。随着普遍官僚化造成的官职数目增加、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因为官职代表着特别有保障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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