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家、论件工资制、泰勒制度(Taylor System)、军事纪律和厂房纪律，并引入外资。一言以蔽之；苏维埃不得不再度接受他们曾经当做资产阶级体制而对抗的一切事物。他们必须接受这些事物，以便经济和国家能够运作。此外，苏维埃还重新建立了以前沙俄的秘密警察制度(Ochrana)，作为国家武力的主要工具。不过，在这里，我们毋须讨论这类武力的组织。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在选票市场上，透过冷静而”和平”的政党竞争，以争夺权力的职业政治家。
[§35 政党在英国初起时的型态] 在我们通常意义之下所谓的政党，最初纯粹都是贵族的追随者之组合。英格兰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位贵族，因为某种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党籍，所有依附于他的人，也都跟着跳党。直到改革法案(Reform Bill)之时，很大数目的选区的议员席次，是由大贵族家族以及(此一事态意义同样重要)国王所控制的。与贵族政党相近的，是名门望族(Honoratioren)的政党；随着市民阶级力量的上升，这种政党在各处出现。在西方的典型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领导下，有”教养和财产”的圈子，部分因于阶级利益、部分因为家族传统、部分则由于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分化成为各类政党，并且由他们担任领导。教士、教师、大学教授、律师、医师、药剂师、富农、制造业者──在英格兰整个自认为”绅士”(gentlemen)的阶层──起先形成了偶然性的团体，甚至于地方性的政治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动荡的时代，小市民阶级会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无产阶级，如果有领袖──通常这种领袖不会来自无产阶级内部──也偶然会表现自己的力量。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作为全国性常设团体、跨越了地区组织起来的政党可言。凝聚的工作完全仰仗国会议员；地方望族则在候选人的选择上，有极大的重要性。选举提出的政纲，部分源自候选人的政见诉求，部分则遵循望族聚会或者国会党部的决议。地方性俱乐部的领导，或者在没有俱乐部的情况下(这是大部分的情况)，完全不具固定形式的政治经营，在正常时候是少数始终有兴趣的人来作的；这种工作是一种偶务性的零工，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副业性的、名誉性的工作。只有新闻工作者，才是接受报酬的职业政治家，只有报纸的经营，才是持续的政治经营。在报纸之外，唯一称得上持续的政治经营者，只剩下国会会期。国会议员和国会里的党领袖，当然知道在需要有政治行动的时候，应该向哪些地方望族求助。但是只有在大都市里，才见得到常设的政党机关；它们有不多的党费收入、、定期的聚会、和公开的集会供议员报告国会里的活动。党的生命，只有在选举期间，才真正活起来。
[§36 政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国会议员所关心的，是地区之间在选举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全国广泛阶层承认的一个统一的纲领、以及在全国一致进行的宣传活动，所能形成的冲击力。在这种关心的推动下，政党的组织，遂逐渐紧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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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不过，虽然地方性的党机构逐渐开始在中等城市建立，心腹人
(Vertrauensm?nner)也在全国伸展，同时国会中有一个本党议员，作为中央党部的领袖，和这些地方组织构成的网，保持固定的联络，党机构的性格在原则上是一种”望族”团体这一点，却并没有改变。在中央党部之外，仍然见不到受薪的党工。地方党组织，仍然完全是由”有名望”的人领导；而他们之所以担任这种工作，为的是他们原本便享有的名望。这些人，是所谓的”望族”；他们虽然在国会之外，但他们可以和那些适巧在国会中有席位的望族阶层一起施展影响力。不过，党所编辑的党通讯，已经对新闻界和地方集会，提供愈来愈多的思想性影响。党员缴纳的定期党费，逐渐变得不可或缺；这中间有一部份，必须拿来供中央的开销。德国的政党组织，在不太久之前，大部分都处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上。在法国，政党发展的这种头一个阶段的某些部分，仍然完全居于主要的地位：国会议员的结合仍然十分不稳定，在国会以外的全国范围上，我们见到的是数目很小的一些地方望族，以及在个别选举活动中，由候选人本人，或者是他们背后的大支持者，为他们拟定的纲领。当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这些纲领都是参考国会议员的决议和纲领、再适应地方情况而得出来的。这种体制，起先只在局部上有所突破。主业的职业政治家数目依然很小，主要只包括了选出的议员、党总部的少数职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在法国，这类人还包括已得到或正在谋求\政治官职\的官职猎取者。就形式上来说，到此为止的主要情形是，政治仍然是一种旁鹜性的副业。在议员中，够得上部长资格的人，数目非常有限，而候选人因为他们的望族性格，更是如此。但是，在政治的经营中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可言的人，特别是物资方面的利益，数目非常大。既然政府部会的一切行政措施，特别是和人事有关的一切决定，在考虑的时候，都注意到了他们对选举有利与否的影响，于是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托付给本区议员去斡旋，以求其实现。而不论利弊如何，部长必须倾听这位议员的话，特别如果这位议员是站在部长的多数党这边的时候──因此，成为多数党乃是每个人的追求目标。个别的议员，控制了他自己选区的一切官职的任命权、以及一般而言他选区内所有事物的各种照顾。反过来，为了连任，议员也必须维持和地方望族的结合。
[§37 政党组织的独立和强化] 这种在望族的圈子、以及特别是在国会议员支配下的宁静祥和状态，和政党组织最近代的形式，构成十分尖锐的对比。最近代的政党组织的形式，乃是民主、普选权、赢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性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这两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产物。望族之支配、国会议员之操纵，都告式微。在国会之外的”主业”政治家，把政党的经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或者是以”企业家”的方式行事──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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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boss)或是英国的”选举经纪人”(election agents)，在事实上便是这种”企业家”──或则是领固定薪水的政党职员。在形式上，民主大为广泛化。国会党部不再制定具有最高地位的纲领，地方望族不再决定候选人的名单。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了的党员集会选择候选人，并送代表去参加上一级的党会议。这样子一级一级的会议，可能有好几层，直到全国党代表大会。自然，权力事实上是在那些在组织中持续地工作的人手中，或者是组织的运作在金钱方面或人事方面必须依赖的那些人手里──例如说梅赛纳斯(Maecenas)型的支持恩]护者(M?zenaten)，或者强有力的政治利益团体(比如塔曼尼厅[Tammany Hall])。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就是这种由人构成的整个机构(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根据其特色，这种机构被称为”机器”[Maschine])──或者不如说指挥这机构的人──向国会议员挑战，有条件把自己的意愿，在几乎是非常大的程度上，强加在国会议员的身上。对于党领袖的选择，这更具有特别的重大意义。现在，党魁就是整个机器所追随的那个人，可以无视于国会党团。换言之，这种机器的登场，意味着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plebiszitare Demodratie)的到来。
[§38 党工的期待] 追随党魁的党员，尤其是党工和党的企业家，当然会期待他们领袖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个人的报酬──不论是官职，或其它的利益。最要紧的是，他们会期待他们的领袖给他们这类利益，而不会期待──尤其不会只期待──个别国会议员给他们这些利益。他们特别期待领袖的人格在党的选战中诉诸民心(demagogische)的效果，会增加选票和人民的托付(Mandate)，由而增加权力，使机会尽可能的扩展，好让追随者得到他们所冀望的报酬。为了一个自己乐于效忠皈依的人工作，而不是为了一批平庸人物组成的政党的抽象纲领工作，带来的满足是精神性的──这是所有领袖所具备的”卡理斯玛”成分；但这方面的满足，只是党工们的动机之一。
[§39 政党新旧型态之间的冲突] 政党的这种[新]型态，在和追求自身影响力的地方望族及国会议员的不断潜在斗争中，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有了突破和进展。这种情形，首先在美国发生在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上；然后，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社会民主党身上，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普遍承认的领袖存在，挫折会接踵而；而即使有这样的领袖存在，各种各样的让步也无法避免，方能满足党内望族的虚荣和私人利益。但是，在另一方面，党机器也有可能进入党工的支配之下；毕竟，日常的事务原本便是由他们来处理的。按照某些社会民主党圈子的看法，他们的党已经屈从于这种官僚化(Burokratisierung)了。不过，只要一个领袖的人格，具备了强烈的群众吸引力，要党”官僚”向他输诚，仍是比较容易的。[这是因为]党工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利益，都和领袖的吸引力可望形成的政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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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为了一位领袖工作，本身便比较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可是，如果在一个政党中，党工和”望族”并坐掌握对党的影响力──资产阶级政党常有这情形──领袖的崛起便困难多了。因为这些盘踞着主席团或委员会小职位的望族，正是借着这些职位，在精神上”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们对群众政治家的新人(homonovus)身分感到反感，深信自己在政党政治的”经验”(这在实际上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上胜过来者，在意识形态上则忧心党的老传统会崩坏；这些，决定了名门望族的行为。党里面一切传统取向的份子，都会支持他们。尤其重要的，是乡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选民，都要找他们所熟悉的望族的名字，而不信任他们不曾听过的人。不过，这种[作为群众政治家的新]人一旦成功，这类选民对他的认定也会更坚定。现在，我们举几个主要的的例子，以窥望族式的结构型态和近代政党式的结构型态之间的争斗；我们特别要考察奥斯绰葛尔斯基(M. J. Ostrogorskij)所描述的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型态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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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早期英国政党的组织] 首先﹐我们来观察英国的情形。在1868年以前﹐英国政党的组织﹐几乎纯粹是一种名门望族的组织。托利(Tories)保守党在农村的支持者﹐是安立甘(Anglican)国教的牧师﹐此外的支持者则大部份是学校的资深教师﹑最主要的则是郡内的大地主。辉格(Whigs)自由党的支持者﹐主要是非国教派(Non-conformist)的牧师(如果地方上有这种人在)﹑邮局局长﹑铁匠﹑裁缝﹑绳匠──也就是因为能时常和人聊天﹐而有机会散播政治影响力的工匠之类的人。在城市里﹐各政党则按照人们的经济观点﹑宗教观点﹑或者只是因于家庭中留传的政党观点﹐而有各自的支持者。但无论怎么样﹐望族总是政治经营的承当者。在望族之上﹐另外存在着国会及各政党﹐包括其内阁和党魁(Leader)──这个人是部长会议的主席﹑或者是反对党的领袖。在党魁之侧﹐是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业政治家──国会党部书记长(Whip)。官职的分配权﹐在国会党部书记长手里﹐因此求官者必须找他﹐而他则就这些问题﹐和各选区的议员磋商。在各个选区﹐也慢慢发展出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阶层：在地方上招募来的代理人(Agenten)；起先﹐这类人不受薪酬﹐和德国的“心腹人“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在这型人之外﹐选区内又发展出了一型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家：所谓的“选举经纪人”。这种人的存在﹐在英国近代的﹑以保障选举公正为旨的立法下﹐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竞选时所耗的费用﹐对抗金钱的影响力；它规定候选人有义务申报在选举中用了多少钱。这是因为在英国──那里比原来在德国类似的情形严重多了──候选人在哑掉喉咙之外﹐还会尝到钱包空扁的滋味。有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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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经纪人之后﹐候选人只需付他一笔总数；通常选举经纪人会用这笔钱达成最大的效果。在英国﹐无论是在国会内或者在民间﹐就“党魁”与党内名门望族山头之间的权力分配而言﹐“党魁”经常居于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于一个迫切的理由：非如此﹐则不可能有能瞻望全局并因此而具有稳定性的政策可言。不过﹐国会议员和党内山头大老的影响力﹐仍然是相当可观的。
[§41 党务会的崛起] 在以前﹐党的组织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这种组织方式﹐是一种混合体﹐一半由望族来营运﹐一半是一种职员和企业家从事的经营。从1868年开始﹐“党务会”制度(caucus system)开始发展。起先﹐这只是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地方选举中用的﹐但它逐渐扩及全国。一位非国教派的牧师﹐和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一起建立了这个制度。发展这个制度的起因﹐是选举权的民主化。为了要赢取群众的选票﹐就必须建立起由看来民主化的团体所结合成的庞大组织。在都市的每一个区﹐都要组成一个选举团体﹐以使整个经营体系不歇地运动﹐也使每一件事都最严格地官僚制度化。结果﹐受薪职员的数目逐渐增加；整体说来﹐可能已网罗百分之十选民的地方选举委员再从这些职员中选出有互选权利的党干事(Hauptvermittler)﹐作为政党政治的正式运作者。整个驱动力量﹐在于地方的圈子﹐尤其是对小区共同体政治有兴趣的人──小区共同体政治﹐总是最有实质利益可图的地方。这类地方性的圈子﹐也是筹募资金的第一线。这种新兴的机器﹐既然已摆脱了国会议员的领导﹐很快地便开始和原来的掌权者──特别是国会党部书记长──展开斗争。在有地方利益的人支持下﹐这种机器得胜﹐国会党部书记长必须认输﹐和这种机器妥协。结果﹐所有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最后则集中到位于党的顶峰的那一个人手里。在自由党里面﹐这整个体制的兴起﹐是和葛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抢上权力宝座连在一起的。这个机器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压倒名门望族﹐是因于葛莱斯顿“伟大的”群众鼓动力的魅力﹐因于群众坚定地相信他的政策具有道德内容﹑信任他人格的道德性格。一种西泽—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casaristisch-plebiszitare)的因素──一种选举战场上的专政者──在政治中登场。它十分迅速地有了表现。1877年﹐党务会首次在全国大选中开始活动﹐成果惊人：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他成就的最高峰时刻垮台了。在1886年﹐这个机器已经完全接受葛莱斯顿个人的卡理斯玛式领导。当爱尔兰自治(Home-Rule)问题出现的时候﹐整个机器从上到下没有人问：「我们是站在葛莱斯顿的立场上吗？」而是完全听信葛莱斯顿的话﹐和他一致。大家说的是：「不论他怎么做﹐我们听他的。」──结果﹐他们抛弃了这个机器的创造者本人：张伯伦。
[§42 新式政党机器在几个方面的影响] 这样的一套机器﹐需要可观的人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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