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而无法避免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候选人。
同样的精神〔也支配了〕国会。今昔无二﹐我们的各国会政党都是派系。在帝国会议的会场中发表的每一篇演讲﹐事先都经过党的透彻审查。这些演讲前所未闻的沉闷无趣的程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只有在事先被指定的人﹐才能发言。这和英法两国的惯例──虽然法国乃是基于完全不一样的因素──构成绝对的对比。
八
[§50 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 今天﹐因为这场大崩溃──一般称之为革命──也许一场新的改变已经开始。也许──但是不一定。首先﹐各种新式的政党机构开始出现。头一种是业余的机构(Amateurapparat)。这种机构﹐特别见之于各大学的学生之间。他们向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我们来替你作必要的工作﹐你就下命令吧。第二种是经纪人(Gesch?ftsmannische)的机构。在这种情形中﹐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有领袖素质﹐就有人找上门来﹐愿意负责替他拉票﹐按照固定的价码﹐依票数收钱。要是诸君诚心问我﹐在这两种机构中﹐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哪一种比较可依赖﹐我想我会选择后者。但是﹐这两种机构﹐都是突起突灭的泡沫。现存的机构经历过了重新组合﹐不过它们仍继续活动。上面提到的新生现象只是征候﹐表示只要有领袖﹐新的机构仍有可能产生。但是比例代表制在技术上的特性﹐已经注定了它们不会真正成功。寥寥几个街头专政者兴起又垮掉。而以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本来也仅仅是街头专政者的追随者：这些凋零中的少数派的力量﹐就是在此了。
[§51 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 让我们假定这种情形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须要从早先所言﹐清楚地了解到一点：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造成了追随者的“丧失灵魂”(Entseelung)﹐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要成为对于领袖有用的机构﹑成为一套美国意义下的机器﹐让望族的虚荣和个人观点的固执都不至于干扰它的运作﹐跟随者必须对领袖作盲目的服从。林肯的当选之所以可能﹐便是借助于政党组织的这项特性。至于葛莱斯顿﹐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党务会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不过是受领袖领导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我们所能作的选择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ie)﹐和没有领袖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使命召唤感(ohne Beruf)﹑没有领袖必具的那种内在精神性的﹑卡理斯玛要素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后者的情况﹐就是党内反对派习惯上称为“派系”支配的情况。目前在德国﹐我们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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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面这种选择。在未来﹐因为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将会恢复﹐对帝国议会的权力﹐以及帝国议会作为领袖的选取场所的重要性﹐必然构成限制﹐这种〔政客支配〕情况的持续﹐至少在帝国的层次上﹐得到了有利的条件。再者﹐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比例代表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比例代表制乃是没有领袖的民主一种典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比例选举方式﹐有利于望族山头在争取提名时的暗盘操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未来﹐这种制度让利益团体有可能迫使政党把它们的干部列入名单﹐由而产生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国会﹐没有真正的领袖存身的余地。对于领袖的需要﹐唯有在一位循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方式﹑而不是由国会选出来的帝国总统(Reichspr?sident)身上﹐才能得到满足。当在较大的地方自治体中﹐以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方式选出的专政市长﹐挟着自行安排他的官府人事的权力出现的时候──在美国﹐当有人要认真和腐败对抗时﹐情形更是如此──以工作成绩为基础的领袖﹐便可能产生﹐领袖的挑选也可能开始。这就决定了要有配合这种选举而组织起来的政党组织。不过﹐鉴于各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尤其不例外──对于领袖有一种完全小资产阶级式的敌意﹐政党未来的组成方式﹐和所有这些机会﹐都仍在未定之天。
[§52 志业政治家的出路] 因此﹐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经营﹐在具体外在的方面﹐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型态﹐在今天尚无法看出来。也因此﹐更难看出来的﹐是有什么管道存在﹐好让有政治禀赋的人能够利用﹐去从事遂心的政治工作。那些因为物质条件而必须“依靠”政治为生的人﹐大概都必须另取新闻工作或者党工之类的典型直接途径。不然﹐他们就得去担任工会﹑商会﹑农会﹑技术行会﹑劳工委员会(Arbeitskammer)﹑雇主组织等利益团体的代表﹐或者是在地方自治体的政府中﹐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可是党工和新闻记者一样﹐总是背负着“次等地位”(Deklassiertheit)的包袱；这是在此我们对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外在的层面上唯一能说的。即使没有人真的说出来﹐新闻记者和党工的耳朵里﹐不幸总是回响着“受雇文人“和”受雇说客”这类字眼。一个人﹐如果在心理上对此没有坚强的防御﹐无法给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最好远离这条生涯。因为不管怎么说﹐除了必须抵抗强大的诱惑之外﹐这条生涯也会带来不时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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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政治作为志业的心理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就内在的满足感而言﹐能给当事人带来什么呢？把政治当成一种志业来献身的人﹐必须具备哪些人格上的先决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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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Machtgefühl)。即使身居正式说来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种对人有影响力的感觉﹑插手在控制人的权力中的感觉﹑尤其是亲手觉触到历史性重大事件之脉动的感觉﹐在在都使得志业政治家觉得自己摆脱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但是﹐他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凭什么个人的性质﹐他才能不负这种权力(不论在个别当事人的情况来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以及这权力带给他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开始进入伦理问题的领域了；因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握柄上”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
[§54 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条件] 我们可以说﹐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性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Leidenschaft)﹑责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判断力(Augenma-β)。所谓热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热情﹑一种对一件“踏实的理想”(Sache)的热情献身﹑对掌管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热情归依。我所谓的热情﹐和我已故的朋友齐默尝称为“没有结果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心态﹐是两回事。后面这种心态﹐是某一类知识分子──特别是俄国知识分子(不过﹐也许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特色；而在今天﹐在这场被傲称为“革命”的狂欢会中﹐这个心态对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心态﹐是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以理知上的有意思为尚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没有丝毫切事的责任意识。不论如何诚心﹐只有热情是不足的。政治家不在于热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热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标。这就需要政治家具备最重要的心理特质：判断力。这是一种心沉气静去如实地面对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没有距离”﹐纯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们新起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会注定他们在政治上无能的性质之一。因此﹐问题是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怎样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调和起来。政治靠的是头脑﹐不是靠身体或心灵的其它部位。政治要不沦为轻浮的理知游戏﹐而是一种真实的人性活动﹐对政治的献身就必须起自热情﹑养于热情。但是热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于其精神的强韧自制；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于“没有结果的亢奋”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别的﹐也正是这种坚毅的自我克制。要想臻于这种境界﹐唯一的途径﹐便是养成习惯﹐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政治“人格”的“强韧”﹐首要便在于拥有这些性质。
[§55 虚荣的破坏力] 准此﹐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种全然平常﹑全然属于人之常情的敌人：虚荣(Eitelkeit)。虚荣心绝对是普遍的﹐但虚荣是一切切事的献身和一切距离(在此指对自己的距离)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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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是随处可见的一种性质﹐可能没有人能全然避免掉。在学院界和知识界﹐虚荣甚至是一种职业病。不过就一个学者来说﹐无论虚荣的表现是如何令人讨厌﹐但是因为虚荣通常不会干扰他的学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相对而言是无害的。可是就政治家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政治家的工作中﹐必须追求权力﹐作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权力本能”──如人常说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质的一个部分。不过﹐一旦政治家对权力的欲求不再“切事”﹐变成纯粹个人自我陶醉的对象﹐而不再全然为了某项“踏实的理想”服务﹐他就冒渎了他的职业的守护神。因为在政治的领域中﹐最严重的罪恶﹐归根究底来说只有二：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这两者常常──但不是始终──是同一回事)。而虚荣──尽可能让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瞩目的需要──在最强烈的时候﹐会引诱政治家犯下这两项罪恶之一﹑甚至两者皆犯。群众鼓动者之被迫考虑效果(Wirkung)﹐便最足以见此。正因为如此﹐这种领袖时时都有危险变成一个演员﹐有危险轻忽了对自己行动之后果的责任﹐而只关心自己留给别人什么“印象”。他的不切事﹐使他追求的是权力的闪亮表象﹐而不是有作用的(wirkliche)权力；他的缺乏责任感﹐使他只为了权力本身﹐而不是为了某种有内容的目的﹐去享受权力。不错﹐权力是一切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因此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但即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政治家像一个暴发户似地炫耀自己的权力﹑虚荣地陶醉在权力感里──简言之﹐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彻头彻尾的“权力政治家”﹐在我们之间﹐也有热狂的信徒加以最高的崇拜；这种政治家或许会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在现实里﹐他们不能成事﹑不能具有任何真实的意义。就这点来说﹐批评“权力政治”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从权力政治心态的若干典型代表内在突然崩溃的例子﹐我们可以窥出﹐在他们嚣张但完全空虚的作态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内在软弱和无力。这种作态﹐来自对人类行动的意义(Sinn)最廉价﹑最浅薄的虚脱麻木(Blasiertheit)态度；在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永远都带有悲剧的成分；但是这一点﹐却是这种态度全然无所知的。
[§56 信念以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 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和其原先的意图(Sinn)处在一种完全不配当的关系中；有时候﹐这种关系甚至是完全吊诡难解的。这完全是事实﹐甚至是整个历史的一项基本事态。不过﹐在此我们不拟去证明这一点。可是﹐正是由于这个事态﹐政治行动若要有其内在的支撑定力(Halt)﹐就必须要有追求一个理想的意图。为了这样一个理想﹐政治家追求权力﹐使用权力；但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究竟以什么形式出现﹐乃是一个由信仰来决定的问题。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或全人类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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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社会和伦理性的﹑或着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属于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对“进步”(不论在哪一种意义之下)的强烈信仰﹐也可以冷静地否定这种信仰。他可以坚持应该为了某一“理想”服务﹐也可以在原则上否定这类要求﹐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总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话﹐毫无疑问地﹐即使是在外观上看来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无所逃的那种归于空幻(Nichtigheit)的定命。
[§57 政治的道德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今晚我们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政治作为一件“理想事业”(Sache)所具有的精神风格(Ethos)。如果完全不考虑它的具体目标﹐政治在人生的整体道德安排(die sittliche Gesamtokonomie)中﹐能成全什么志业？或者这么说：在道德世界的什么地方﹐才是政治的居身之所？自然﹐在这里互相冲突的﹐乃是最终极的世界观；在世界观之间﹐最终只有选择可言。最近﹐又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在我看来﹐他们讨论的方式﹐是完全倒错的)；在此﹐让我们果敢地来面对这个问题吧!
[§58 自鸣正义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 不过﹐首先让我们去除一种对这个问题全然浅薄不足道的扭曲。当人们开始考虑道德问题的时候﹐道德可能扮演一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最致命的角色。我们举些例子。很少有男人在对一个女人移情别恋的时候﹐不会觉得有需要对自己说：这个女人不值得我爱﹑或者这个女人令我失望﹑或其它类似的“理由”﹐以表示自己的作为正当。这当然不够风度；但更不够风度的﹐是他要编造出理由﹐去“正当化”他不再爱这个女人﹑以及这个女人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这样直截了当的定局﹐以便证明自己没有错﹐并且把责任都加到已经在痛苦中的她的头上。在情场上得胜的人﹐有同样的运作：他的情敌一定不如他﹐否则这个人也不会输掉。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胜利者会以一种不见尊严(Wurde)的道德优越感(Rechthaberei)宣称：我胜利了﹐因为我与正义同在；很明显的﹐这也完全是同一种心态。或者﹐当一个人因为不堪战争的惨酷而精神崩溃时﹐不是率直承认他承受不了﹐而是觉得有必要向自己正当化自己对战争的厌倦﹐告诉自己：我不喜欢这场战争﹐因为我被迫去为了一个在道德上邪恶的目标作战；用这个理由取代了原来真正的理由。战争中的失败者﹐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在战争结束后﹐与其像老妇人一样﹐汲汲于找出“祸首”(而毕竟﹐造成战争的﹐乃是社会的结构)﹐倒不如果敢严峻地对敌人说：「我们败了﹐你们得到了胜利。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就牵涉到的实质利害﹐以及(更重要的)根据对未来要负的责任(这尤其是胜利者必须关心的)﹐来谈应该得出来的结论」。除此之外﹐任何其它作法﹐都不见尊严﹑都会留下报应的祸根。一个民族可以原谅它的利益所受到的伤害﹐但不会原谅对其荣誉所施的伤害﹐尤其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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