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研究引言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他们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规模的演变，然而，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学者高鹤（２００４）基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了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还有学者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进行了研究。
卫光华（１９９９）认为，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由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所引发，而政府经济行为的依据主要是市场缺陷、市场失灵、市场发育不足以及市场机制的自发性、渐进性，这些都是由市场机制的制度缺陷所引起，反映了市场机制的制度传统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表现为各级政府功能的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特别是具有不同社会政治主张，奉行不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可能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政府行为方式，但总体来说，各级政府的经济功能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综合反映在国家支出占当年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国家支出率”上，呈不断上升趋势或至少未呈下降趋势。
２．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
研究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少量文献大都集中在理论层面上。Ｋｅｅｎ和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７）证明，在资本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可流动的假设下，对于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生产性的公共品（基础设施等）并不一定供给不足，而仅仅服务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公共服务一定供给不足；但从居民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财政支出存在扭曲，降低前者的支出比重提高后者的比重将提升整体福利水平。这些结论在最近的文献中得到进一步延伸。Ｂｕｃｏｖｅｔｓｋｙ（２００５）指出，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并吸引要素流入，地方政府之间非合作竞争的纳什均衡可能是破坏性的；比Ｋｅｅｎ和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７）的研究更进一步，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在各个地区是过度的，而且，当考虑更多的地区而不仅仅是两个地区时，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地区也多于最优数量。
实证方面，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财政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Ｅｓｔａｃｈｅ（１９９４）的跨国比较发现，分权会增加政府的基础建设支出。Ｍａｕｒｏ（１９９８）考察了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由于从不同支出中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