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文明的进步。换言之,人口原理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作用功不可没。人口增长的压力使人类更具进取心和适应力,这大抵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大善”了。马尔萨斯所说的“道德抑制”实际上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因素。什么是道德抑制?马尔萨斯的定义是:“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里或者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并认为“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马尔萨斯没有考虑到结婚和生育是可以分离的两种行为,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只有人类梦想不到的,没有人类实现不了的。”马尔萨斯由于当时的教义和道德规范而不曾有“异想天开”的雄心壮志。没有性生活的晚婚是马尔萨斯推崇的预防性抑制起作用的主要方式。但严格意义上的这种道德抑制在实际生活中到底能普遍实行到多大程度,这是一个大问号。何况,古今社会,不婚和晚婚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困难,原因。推迟结婚,,。事实上,。这里既有生物属性的驱动,也有婚育文化的影响。如此看来,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主张带点牧师的说教和知识人的幻想;虽然带有自我牺牲意味的崇高,却不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有根基的崇高,因为它与人性相悖。节育的做法与其说起源于孩子本位的“道德抑制”,不如说脱胎于含义更广的“预防抑制”。马尔萨斯的历史影响至今不绝。对于《人口原理》的思想价值,来自批评者的评价也许更见公允。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曾经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利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
和最有效的办法。”
20世纪被称为人口爆炸和控制的世纪。马尔萨斯主义的追随者和发扬者普赖斯1822年发表了《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人口数据试图证明:人口的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失业和贫困是人口增长快于资本增长的后果。普赖斯主张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符合人性,使人人都能结婚。节制生育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子女的数目,人口的数量能够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能供应的水平上。继普莱斯之后,越来越多的后继者提倡用避孕方法节制生育,控制出生率,以降低人口增长。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许多国家因此开展了节育运动。
综上所论,,而不、,,不如说北宋儒家张载有一句话光耀千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儒者的襟怀,最能激发儒者的宏愿,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也可说是人类教育的最高向往和为人为学的最高境界。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宏志大愿不只是张载的独白,而是北宋理学学者的共同心声,体现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崇高使命意识。
在20世纪中国的杰出人物中,马寅初(1882—1982)的品格和业绩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独放异采。马寅初爱国爱民的情操如兰花一样散发着幽香绵绵不绝,其深挚的情怀、博大的爱心、卓越的高见非常人所及。1927年12月19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的经济系教授马寅初发表演讲,题为《北大之精神》。马老如是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抗战时在重庆,马老他曾当众质问孔祥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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