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这事实上是采纳了马寅初的观点。不幸的是,随着后来“大跃进”的发动,人海战术出现了暂时性的劳动力不足假象。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但毛泽东主导的观点还是提倡节育的。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故就粮食而
(马寅初,1997:19)说法有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异曲同工之妙。
5 为改革张目 为发展立论
人口弱持续发展。无论生育水平高低,似乎人口的
持续性是不容怀疑的。历史暂时的迷失不代表历史铁的规律本身。历史人口的发展总是起起伏伏,有高潮也有低谷,在历史的长河里是正常的现象。人口学提到过“最低人口”,就是维持一个文明持续下去最少人口数,但似乎从来没有人结合具体的文明演变给出定量的说明。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人口通论》中曾有专章论之。就像适度人口概念一样,就是看上去很美,但操作性不强。
在当今的人口问题视野中,“稳定低生育水平”常常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话题。对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首先需要在相关概念上进行清楚的界定,不回避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最终做出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在我看来,解读“”的五大核心概念是:
,。地理、体制之繁、人事之杂导致我国实际的低生育率如“瞎子摸象”和“雾里看花”那样不着边际。
第二是政策性低生育,根据现行我国生育政策,大概1.47,或者通俗些说是1.5个孩子,这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1980年9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承诺这是一代人的政策。
第三是超低生育率、极低生育率或者很低生育率,有1.5以下和1.3以下两个说法,但更被人接受的是后一说法,长期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不可持续发展。
第四是意愿性低生育率,观念决定行为,如果我们实现了意愿性低生育率,意味着生育率的自我控制机制已经形成,反弹的担忧应该被内生性低生育率江河日下的担忧所代替。目前中国需要警惕的是意愿性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这是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挑战。
第五是适度的低生育率,包含了政策上的价值取向,以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发展为依归,在笔者看来,目前阶段就是理论上在2.1,实际上可能只有1.8左右的低生育水平,适度的低生育率是我们始终
中国不是不需要计划生育,只是在变革和发展的年代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直言之,中国需要民主计生、人文计生、福利计生。
型,终结。革命,。,中国人口早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就演变为一个有着内在缩减趋势的人口。
当一些人为中国人口过多担忧之时,大洋彼岸的易富贤博士却发出了另一种警告:中国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易富贤,2007:36)。当很多人沉浸在中国人口依然太多的思维惯性中之时,易富贤博士却在忧患1.3的总和生育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暗淡前景,“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数
(易富贤,2007:2),民族兴旺、千万的水平”匹夫有责、天心可鉴,这种担心亦非空穴来风。当然,中国
人口不会固定在一个超低生育水平上发展,但易富贤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事实上,国内人口学界在过去十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但至今我们对“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依然认识不清。根据历史的经验,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上,人口强持续发展;反之,
不能回避却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回避的政策伦理和改革取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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