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3期
斥他们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是“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因此被监禁两年。马寅初的特别可贵之处,在于他为国为民坚持真理,矢志不移;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斗志弥坚。1957年,新人口论提出后,竟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被错误批判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对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全国性大批判,马寅初公开声明:“我决不在压力下屈服。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掷地有声,可圈可点,可歌可泣。臧克家诗赞鲁迅先生:“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马寅初先生就是这样伟大的先贤和道德的楷模,这是万世不易之论。早在1920年4月,马寅初就在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计算人口的数学》一文,可见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50年代初,勤于调查研究的马寅初敏锐地、及时地发现了人口增加过快对整个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命伤”。1955年马寅初写成了《究》的发言稿,,人沉默,有人摇头,那么我的看法是马尔萨斯所论的预防性或者道德性抑制主要是针对穷人来说的,是在个体道德层面上的劝说;马寅初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马寅初认为国家理应有干预生育之权,他所论的是“制度性抑制”。到了崇尚人权、自由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倘若我们将对个人、夫妇和家庭的生育意愿、生育权利和生殖健康放置中心环节来考量,那么我们需要发展的马寅初思想,就是从“制度性抑制”拓展
(穆光宗,2008),国家到包含其中的“制度性保障”
和政府要为人们奉之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避孕节育提供基本的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支持,要为降低不孕不育发生率、减少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人口比例提供医学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同时要为消除性别歧视、倡导男女平等开辟文化濡染之路和制度保障之路。
马寅初先生的伟大不仅仅是人格的伟大,也在于思想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但对问题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盲从。当年学苏联,大学不搞科研,他执掌北大期间,主张高等院 98
校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新人口论》提出了“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理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否则“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通过对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和亲自调查情况的计算,马老认为当时的人口增长率超过20‰,结论是“我国人口增殖太快”,认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口增殖太快而资金积累太慢,导致消费多而积累少。
马老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1)开展人口普查,建立生命统计;(2)宣传避孕为主,倡导晚婚晚育;(3)反对人工流产,尊重孩子出生权,保护妇女健康。马老理论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的,说到和马尔萨斯立场的不同,他说:“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避孕节育为主、”这个著名的经历史检验正确的”最早的理论构想。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诞生它时代的历史印记。历史地看,马老提出的“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的观点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马寅初,1997:21)。在崇尚个体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需要确立计划生育新的理论依据:计划生育是为了家庭的幸福和人的健康、自由和发展,归属于公民自主决策范畴,而国家和政府更应当承担的是在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信息、知识和技术手段的支持和保障。所以,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大方向是逐渐淡化对生育私权的干涉,朝自由、理性和负责的“家庭计划”、“夫妇计划”迈进。直言之,家庭享有生育自主之权,政府则有生育保障之责。
对于早在1955年就提出人口控制主张的马寅初提案,其实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否决过。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口问题,给马老很大鼓舞。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也提出:“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同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