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时代的学者，黄震不仅关注和评价其理学思想，对他们其他学术领域的贡献也给予特殊的关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其观照现实的治学旨趣。如他对吕祖谦所撰的《大事记》，一则，分析此书的构成及其价值，对其历史编撰的创造性贡献给予肯定。指其大要括类《史记》《汉书》所记之事，凡散见于表、志而不载，本纪及其余记传涉秦、汉事者，总为《大事记》，之后参订诸书异同，使之归一，或与易置其先后，及考究地理、制度和名物纤悉者，别为《解题》，最后撰为通释部分，因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二则，分析此书各个部分断限的根据并由此发掘作者撰述的思想旨趣。黄震认为《大事记》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首书鲁人获麟，孔子作《春秋》，⑤而《解题》首载程颐的《春秋传序》，⑥“盖《记》以上续《春秋》，《解题》以上续《左氏传》，而载伊川《传序》，所以明《春秋》之义而寓所以继之之心也”。又将其与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以及朱熹所撰的《通鉴纲目》之断限做比较。指出，司马光作《通鉴》，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后于获麟七十八年，“始于三晋大夫封诸侯，特以继《左氏》末年载智伯事。盖自处以史而已”。《大事记》既以继获麟之绝笔，而入《通鉴》以后，又皆搜《通鉴》之所不载，“岂其意未以《通鉴》为足哉？”至于朱熹撰《通鉴纲目》，也始于三晋大夫，其事唯史，虽不以大事为名，而“纲”即所以继《春秋》，“目”即所以继“三传”，“剪裁出入，首尾贯通，视《大事记》又不同矣”。三则，评价《大事记》多取《战国策》，而与《史记》《汲冢书》考究异同，“其于名义、地理为详，学者亦不容不考”。⑦又论其书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订甚详。晦庵尝见其书于身后，答书于其子弟而称之；他日《答沈叔晦书》，亦言东莱文惟《大事记》有益”。①对《大事记》的学术价值及考证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历史考证学开始兴起并达到一定高度的现实。
黄震对朱子所撰的《名臣言行录》评价甚高。朱熹在自序中表达了其撰述的目的，“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②黄震指出此录名臣之言行实际上已经非常完备，“虽杂取传记之言，然诸贤出处之本末备矣。岂独诸贤，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见其间矣”，如释藩镇兵权而天下定，取幽、燕纳李继捧而狄患启，李沆镇以清静而民生安，寇准决策亲往而边好久，王旦苟且顺从天书、祷祠之妄作而国力几弊。王曾相仁宗初年，韩琦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国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开边隙，而天下几危。高太后相司马光，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惇、蔡京辈绍述安石，而朝廷遂有南迁之祸。所谓“盛衰大要不出此数者，皆可考见”，对其史料价值给予肯定，并赞赏其总结权臣在宋王朝兴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造成的影响所赋予的借鉴意义，同时还表达出自身关于史无定体的历史编纂思想，“然则此录岂特记诸贤之言行而已哉？愚尝谓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而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③对朱熹在史书体裁创作上的贡献以及对当代历史编撰的积极影响予以表彰。
总之，黄震称得上是南宋时期既具理学色彩又注重历史撰述和历史考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因身处内忧外患深重的动荡时代，他有意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学人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主义情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于对职官制度的考辨、对水患问题的探究、对民族关系的审视、对同时代学者政治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现实价值的发掘和提炼，并取得值得后人珍视的丰硕成果。对黄震治学特点做必要的分析和总结，不仅对探讨宋代学术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现实主义的积极因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3篇：论马克思恩格斯献身学术研究的伟大精神
辛世俊1王丽丽2(1.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2.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严谨的学者。他们在理论研究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展现了真正的学者精神和风范。马克思主义既是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又是严谨的学术思想；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也极具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精神表现在具有坚定的立场和顽强的意志，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精神；具有科学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具有真诚合作、无私奉献的品质与风范。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严谨的学者。马克思主义既是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又是严谨的学术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革命家的角度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而很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少知道他们研究的艰难和付出的艰辛劳动，很少了解他们作为学者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和风范。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谨的学术思想，绝不比其他学术领域的学术性更少。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曾写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从十个方面回答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责难，阐明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这无疑是必要的。但要真正回答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还必须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问的过程，只有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探索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才会从心底里为他们的科学精神所折服。在我国学界功利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献身学术研究的伟大精神，对于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学术研究应具有坚定的立场和顽强的意志，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精神
马克思指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P59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他们个人身上，就是革命者和学者的统一。作为坚定的革命者和严谨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具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立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另一方面又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光有武器的批判还不够，还要有批判的武器，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此，就要从事科学的研究，为无产阶级提供解放的思想武器。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并不是轻松的，就像真正的战士一样，需要坚毅的品格与崇高、无私的献身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要把最好的理论武器交给工人阶级。为此，就必须下工夫真正去钻研经济学，钻研哲学，钻研一切科学。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2](P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