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肯定前人因地制宜治理水患的成功经验。他指出吴中所在水系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容易。惟独此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东数郡水，地势却高，东北自昆山之太仓连亘常熟，地势也高。造成诸水反流而趋内，四面皆源，独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古人于宜兴以西金陵管下，设为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银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运河，以入大江东北；又于昆山、常熟以东之横塘设斗门等，闭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趋内。由此肯定古人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随地形而为之计，则亦曲尽其妙”，进而感叹现实中有关工程“第废坏已久，有非一旦可复”。⑤
第三，剖析吴中湖水入海一途兴废的得与失。黄震考吴地中间，不仅太湖三万六千顷，而且长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昆山有阳城湖。他如邪塘等诸瀼、黄天等诸荡、市宅等诸村，皆蓄水深处，脉络无不与太湖贯通。水面阔远，止凭借吴松一江，通注入海。若中间地卑水聚，不能以时入海，则又成为塘浦。浦者导诸处之水皆自趋吴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原有一百三十二条，浦之宽二三十丈，塘之高大约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驾行高处，“而吴中可以无水灾。古人之为此，夫岂一日一人之力？”⑥至黄震生活的时代，这些塘浦已不存在（具体原因见此下第五点）。另吴松江入海一途，旧有安亭江，由青龙镇入海，罔利者虑其走商税，将其堵塞；又有白蚬江以通青龙，后来也被堵塞而作为耕地使用，湖水因此更加郁积，也就是黄震所说的，自景祐以来，岁岁讲求，迄无成功。盖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旧说具区（笔者按，太湖之古称）三万六千顷，积之既多，泄之已难”，“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旧增多几千顷，非原委之不究而致然耶？”⑦
第四，对整个北宋时期吴中水利建设的缺失做了回顾。苏轼知杭州时曾将单锷之说进于朝，请去吴江石塘，谓庆历间欲便粮运，筑吴江岸，介于吴松江、震泽之间，洪水退去始涩而岁为灾，故请置千桥以易之，黄震认为此“可谓得其襟要者”。但他进一步考察后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海滨高仰，江尾茭淤，使震泽之水骤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骤入海，正恐并吴江岸以东茫然皆一震泽也，而何以制之耶！锷则谓茭淤之渐生，皆原于江流之不迅。苟东下之势峻急，则涨塞之患立空。此说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势中低而外仰，何以遽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其法于其下导之也。吴江岸苟未易轻议，盍自其当先者耶？”①根据地理形势的自然形态指出单锷的建议并不可行。此外，王觌也曾奏开海口诸浦，宋廷也疑不敢行。范仲淹守吴，曾开茜泾，亦止一时一方之利，而刘悫按行，建议开海口，宋廷则反有风涛驾入之忧。唯独熙宁初，郏亶力请于朝廷，曾起六郡三十四县之人以修塘，结果吏民喧诉，击坠幞头，卒鸣铙散众而止。政和六年（1116），朝廷下令修平江诸浦三十六闸，差赵霖措置，通役六十四万余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见钱四十一万贯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狱根磨而止。结果使得后来浦闸尽废，较以往更甚，而海沙壅涨，又以往之所无，由此黄震得出“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涨，非人力可遏。惟复古人之塘浦，驾水归海，可冀成功”②的精辟结论。
第五，进一步分析南渡以后造成水患的人为因素。他说，国朝幅员万里，观听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箄往来而损坏，江东数郡之水尽入太湖；下焉之堽门、斗门又为侧近勤耕而毁坏，昆山、常熟二县之水反流入内地；中焉之塘浦，则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耕垦增辟而攘斥其旧来之浦，“凡今所谓某家洪、某家泾者，皆古塘浦旧地。于是荡无堤障，水势散漫，与江之入海处适平。退潮之减未几，长湖之增已至；小迅之随去未尽，大迅之拥回反多。往复洄洑，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因此，他感叹：“古人合江浙数郡之规模而成之，虑及万世；后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坏之，见止一时。坏之既久，则复之甚难。”③
最后，他总结指出，三江入则震泽定，震泽定则浙右无水灾；浙右无水灾则行都之根本固，民生不匮而军饷足，事孰大于此者！“夫何一雨为虐，水今三月犹未退，望有秋者号天于野，而议劝籴者龈舌于庭？是束手无策而坐视公私之交病也，不亟是图，患将安极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入，于今吴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決运河所置泄水之一十四渎皆复于江，而五堰以西诸水不复入震泽，以重其泛滥之势。源委悉治，圩塘复旧，天雨虽甚，水不为灾，是神禹之功复续，而我朝万世永赖也。”④
上述分析具体而又全面，既有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有对现实因素的深入思考；既有对自然环境限制条件的充分尊重，还有对人为因素造成破坏的深刻反省，由此体现出一位学者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探究有机地加以结合的优良品质。
二、政治与民族关系研究的现实观照
重视探讨民族关系并以史为鉴是黄震所处时代的特殊条件在其身上的具体反映，也是其论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考评《春秋经》的过程中，黄震对中原诸国与戎狄之间的折冲樽俎，既有强调夷夏之辨的倾向，同时也有主张自尊自强观照现实的态度。如《春秋》隐公二年春载，公会戎于潜。⑤黄震以为，说者多谓讥隐公不当与戎会，是责人于难也，“亦公不能自强也”。⑥同年八月庚辰载，隐公及戎盟于唐。①黄震再次强调“不得已而与盟可也，终不能自强则非矣”。②成公十二年秋载，晋人败狄于交刚。③黄震引戴岷隐曰：“春秋于晋败狄之事，纤悉备书，幸中国之犹能自强也。”④襄公二年载，冬仲孙蔑会晋荀罃等于戚，遂城虎牢。⑤黄震针对后人相关见解指出：“今晋取此险，则可拒楚以安中国。诸儒之为此说者，岂不知夷夏之辨耶？何不责郑之不从晋，反责郑之不守险也。”⑥以上反复申论的“自强”其实恰恰表达出其自身对宋王朝与北方强敌相处时所抱持的一种期待。
黄震还就《史记》之“匈奴列传”论述了汉匈关系以及中原政权所应采取的策略。首先，他梳理了先秦至秦汉时中原政权与戎狄相处的基本走向，“大抵以其视中国为强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周王朝之兴起，称其为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为患。秦统一天下后筑长城，头曼单于乃北徙。秦末群雄征战，冒顿复兴，汉高祖不免白登之围，“非其视中国为强弱哉！”⑦也就是说，北方民族之强弱完全伴随中原政权之盛衰而起伏。其次，他具体分析秦汉与先秦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对付北方民族政策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秦汉之待夷狄，不可与三代相比拟。三代以天下为公，诸侯各自为守，遇到外族来患，方伯联合诸侯用兵将之驱除而已。秦汉以天下为私，自京师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边尘稍惊，劳民万里，虽鞭之长却不及马腹，因此秦之备胡，不得不出于长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谬之举，适以自毙，不可为也”。因此，汉初为求得安宁，不得不与其订城下之盟，虽然黄震认为娄敬遣公主之说不可用，但对孝文帝赐之书所称天不颇覆，地不偏载，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⑧不由赞赏道：“呜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坚，行之久，至孝景世，终无大寇。”评武帝时阻击匈奴，兵连祸结，使天下生灵肝脑涂地，“然匈奴益骄，亦终不我服。回视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并由此联系到宋初太祖时的策略，不过因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自不接于庙堂，故称“守在四夷，三代公天下之事也；兼爱南北，文帝得处之之道也。内兼制诸夏如汉，而外因疆圉之臣以御边，如三代其待夷狄之得，自有天地以来，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武帝穷追，且不能得其要领，夷狄之患，如之何不日接于中国耶？”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