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对叶适建言的评价凸显其知人论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能够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与其生活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辩证地分析，同时又能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人物论述的可行性、合理性做出综合判断，由此提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
三、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术史研究
黄震观照现实的治学旨趣，尤其反映在他对宋代理学发展的关注和探究上。《日抄》“读本朝诸儒理学书”“读诸儒书”部分多达十三卷（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五），既有关于学派宗主的介绍、学派学术要点的辑录与评论，也有对学术渊源与学统分合的辨析，卷中或宏观综论，或微观探析，或考订评鉴，兼具思想和史料价值，与学案体极其相似，我们不妨说它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宋代理学史。其中，他在注重对理学一脉相承关系梳理的同时，注意对理学正宗与较多掺入佛教禅学因素的人物加以区隔，进而将其分流情况做了重点强调，使宋代理学的传承演变变得眉目清晰。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黄震所强调的理学源流的离合变迁。他说，本朝理学，起于周敦颐，盛于程颐。程子之门人，以其学传世者，杨时、谢良佐、尹焞为最显。其后杨时三传而至朱熹，始裒萃诸家而辨析之，程门之学因以大明。故他撰读先儒诸书，始于周敦颐，次以杨时、谢良佐，以见其流虽异而源则同；又次以尹焞，以见源虽异而其流有不变者；后次以张九成、三陆，以见其源流之益别。黄震指出，谢良佐、杨时虽均略染禅学，而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朱子之几陷禅学，一转为大中至正之归。①最后至朱熹所传之黄干，成其始终。黄震的考察分析可谓准确精当。
第二是黄震特别予以关注的谢良佐和尹焞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谢、杨二人皆不免略染禅学，唯尹焞坚守不变。黄震论谢良佐所言信得命及，养得气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动，殆为百世师可也。第因天资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为禅学所入。虽自谓得伊川一语之救，不入禅学，而终身常以禅之说证儒，未见其不入也。但谢良佐以禅证儒，是非判然，后世学者尚能辨之。谢良佐死后，“往往羞于言禅，阴移禅学之说，托名儒学之说，其说愈高，其术愈精，人见其儒也，习之不知已陷于禅，此其弊则又甚矣！”②至于尹焞，黄震认为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而未尝谈禅，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且高宗中兴，崇尚儒学之初，程门弟子唯尹焞在，故以尹焞次谢良佐，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黄震又指出，尹焞力辨程门之《语录》为非，其后朱子追编《语录》，又力辨尹焞之说为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亲得于见闻，其说尤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入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殁，杨、谢诸人附益邪？是虽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谓失之毫厘，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和靖力辨《语录》之说，其可废也哉！”③由此肯定尹焞的贡献，黄震的分析评价十分到位。
第三是黄震所做的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指出，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三先生而始，故朱熹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黄震称己“既读伊、洛书，抄其要，继及其流之或同或异，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④黄震的追根溯源符合实际。
对北宋时期几位大家的学术贡献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也体现出黄震关注现实的学术史研究旨趣。如他论欧阳修所撰《春秋论》，谓学者不信经而信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隐公非摄，赵盾非弑，许世子止非不尝药，乱之者三子也；起隐公，止获麟，皆因旧史而修之，义不在此，⑤“卓哉之见，读《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⑥赞赏其疑经辨伪的态度和始创性的学术贡献，这与两宋时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的现实也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他又对欧阳修《传易图序》言今《周易》所载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讲师临时之说。且谓今行世者，唯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费氏，孔子之古经亡矣。黄震称“此公一人之言尔”，⑦表达出不太赞同的态度，因而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他对欧阳修所撰的《集古录》的学术贡献给予肯定，赞其“多收墟墓碑间有事迹与史不同者，以证史之讹缺”，⑧则显示出黄震在学术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他对宋代兴起的将考古发掘文物与文献相互参订的学术风气的现实给予认同。黄震评价苏轼，一则赞叹东坡之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二则将苏轼一生为文分为两个阶段，指其年少气锐，尚欲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矣！”⑨将学者的创作与时代环境及个人际遇联系起来分析评价，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黄震自身关注现实的情怀。
对曾巩也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称其与王安石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主考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治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王安石更改官制，曾巩多为其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似，特遇于世者不同耶？”①并对此加以申论，批评了自古以来重法不重人的弊端，所谓古人有言：有治人无治法。三代之治忽，各系其君之贤否，法之详未闻焉。三代君臣之谋猷，亦未尝有一语及于法者，详于法，必略于人，秦法之密，汉网之疏，其效亦可睹矣。黄震进而指出，《周礼》实际上是后人所杜撰的，周之所以为治者，尽见于《尚书·周官》之篇。后千余年，至王莽时，突然有所谓《周礼》六典者出，曰：此周公之法。因此他认为，即便此书果出于周，亦不过《周官》一篇注疏耳，结果却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依据，“其烦苛若此，果可见之施行否耶？设果尝行于周，时异事殊，亦可行于后世否耶？我朝以仁立国，一切扫除烦苛，承平日久，或者反以宽弛为厌，荆公遂勇为新法。呜呼！不忍言矣。南丰比荆公，则能多论及本朝政要，又责诮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丰得政，当有可观者乎？”由此表达出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怀疑立场和态度，这同样反映出宋代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斗争及其余波在现实中始终存在着，黄震不免受其影响有所取向。之后，他对二人的文章加以点评，称“南丰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语，而南丰之文多辟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②然而，黄震对王安石为文总体能秉持实事求是的评价态度，认为王安石《子贡论》，辟《史记》所载说齐、伐吴、救鲁之说，“理有文畅，可以成诵”；《洪范传》其字义多足取者。《兴贤》一篇亦可读，王安石谓商之兴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人。周之兴，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亦有’之说极精神”。③又论其“律诗出于自然，追踪老杜；记、志极其精彩，髣髴昌黎。虽有作者，莫之能及”。最后借蜀人作书抚州求荆公集云，“人虽误国，文则传世”，称此为确论，④表达出他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