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有和掌握学术资料的过程中，吸纳前人的成果，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超越前人，这是搞学问的必经之路。我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作为过渡性的著作，《手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是怎样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向唯物史观过渡的。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批判黑格尔，却仍然带有思辨哲学的痕迹，赞扬费尔巴哈，却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局限。研究《手稿》最能看出马克思继承与创新的学术特点。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唯心主义经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经过带有空想成分的共产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
2.广泛的兴趣与知识的广博是做学问的基础
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打算在完成《资本论》后撰写一部关于巴尔扎克的书，还计划写一本关于伦理学的著作。自1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同时专门用笔记本作了1000多页的摘录。1878-1881年马克思撰写了微分学的历史纲要。恩格斯高度评价并计划公开发表马克思这个数学手稿。1881年8月18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参考书。为此我向你表示祝贺。”[2](P464)
恩格斯除了哲学、经济学外，甚至还热爱军事学。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思想。”[2](P385)接下来他阐明了物体与运动的关系，物体运动的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等。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指自然辩证法)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2](P416)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充分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功底。马克思曾称赞恩格斯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3.严谨的学风是学问成功的先决条件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性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客观性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当时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7](P249)恩格斯还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塞进去。”[8](P26)尊重原著，根据原著提供的材料说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的话，这是真正的学者应坚守的基本原则。
一切结论都在调查研究之后。自己没有弄明白的东西，绝不拿出去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指出：“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时，他坚决拒绝发表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2](P647)理论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马克思非常注意自己理论的整体性。1865年7月31日，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2](P231)
如何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学术成就是衡量一个学者严谨学风的试金石。所谓的创新都是相对的，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对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贡献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P106)
承认错误，知错即改，与时俱进，是学者应有的品质。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承认自己一贯正确，一旦有新的资料出现，他们总是纠正自己的错误或不确切、不准确的表述。《共产党宣言》曾以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意大利文出版，在新的版本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很多序言，加了很多注释，指出哪些提法、主张不准确，哪些已经过时、需要修改等。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录的《共产党宣言》共有7个序言，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有两个，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写了5个序言。恩格斯在187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献，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也就是说，《宣言》的正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文献，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不管对错，不能修改，就是原作者也无权修改。这是对历史文献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序言和注释的方式对一些过时的不适应新的条件要求的原理、口号、结论等进行新的说明和阐释。譬如，《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科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的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7](P272)
1848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显著变化，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这场革命会较快胜利，当实践证明他们的想法并不正确时，他们就认真地作了自我反思。恩格斯在1895年写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文章指出：马克思曾经判断，1850年革命以后，当统治权力集中到大资产阶级手中时，一切其他阶级团结在已经有了经验教训并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周围，将要爆发一场“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极大的扩张能力”[4](P512)。马克思后来认识到，在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它是不会消亡的。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