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既要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进行科学研究，又要谋生存，他们加班加点地工作，还要看书和研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仆人。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2](P149)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在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2](P253)
马克思是研究资本的人，但家中经济状况却非常窘迫，为此，他不得不从事一些谋生的工作。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所能支配的时间是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1](P594)1862年4月28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极其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这部著作写一行字。”[2](P180)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的撰稿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2](P196-197)
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因为我长期生病和为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我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以致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财政危机，这除了直接影响我和我的家庭以外，在政治上对我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伦敦这里必须维持外表上的体面。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因为这种事决不能公开)能借给我大约1000塔勒，利率5%或6%，时间至少两年？我现在出20%-50%的利率借小额款项，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无法应付那帮债主，因此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险。”[2](P245)1867年5月7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最怕的是回伦敦，因为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最多，使我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毫无牵挂地进行工作[2](P256)。“我家里现在简直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版的账却越来越多。”[3](244)“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的女房东非常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紧。”[3](P174)谁能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疾病缠身、债主每天登门逼债和为生计发愁的情况下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的才华，如果他把心事用在赚钱上，不仅用不着为生活犯愁，而且会很快成为百万富翁。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是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么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情况。”[2](P242)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事业，尽管他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但他是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热情、生命都燃烧在了他所热爱的为人类解放的事业上。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我又躺倒了，因为左腰部的毒痈发作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不行。”[2](P234)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不舒服，只好合上手中那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两眼发黑，头痛的要命，胸部闷得慌。”[2](P283)1873年，恩格斯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谈到马克思的病：“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他为这种病作了各种各样的荒唐的解释，比如他说这是久治未愈的喉性咳嗽造成的；但是，在咳嗽治愈以后，失眠还是照旧。”[2](P394)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致威廉·布络斯的信中指出：“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部用于完成我的著作。”[2](P423)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2](P433)1880年4月1日，恩格斯在致约翰·菲力普·贝克尔的信中谈到马克思的病情时说：“冬天过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的咳嗽使他不能安眠。”[2](P446)
马克思曾经说过，时间是人的积极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实践这一名言的学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可以说分秒必争，不舍得浪费点滴时间。马克思逝世以后，繁重的工作压在恩格斯肩上，他除了废寝忘食的工作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在给很多朋友写信的时候，都要解释没有时间按时回信。1894年12月17日，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2](P682)
二、学术研究应具有科学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
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结论，就必须让材料来说话，让事实来说话。这就必须认真研究前人的成果，搜集大量的资料，在认真研读资料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涉及的内容之丰富、理论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不要说全部精通，就是彻底弄懂一门就非常不易。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采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下苦功学习。
1.充分占有资料是做学问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抽象理性、永恒正义、绝对真理和美好愿望出发来描绘未来社会的前景，而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形态来获得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1886年1月，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基本设想。恩格斯回答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P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