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计划性被当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证实了这个观点的片面性，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针对《草案》的教条主义观点指出：“‘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4](P408)
劳资矛盾曾经被看做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工人也广泛持有股份以后，这种矛盾却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得到缓和。恩格斯晚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谈到了劳资关系问题。他说：“英国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4](P422)“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取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4](P419)“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4](P420)。
上述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教义。他们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他们的学说，而他们自己则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真理是全面的，但由于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回应质疑，往往强调真理的某一个侧面，致使造成人们理解的偏差，一旦发现这些问题，他们都予以纠正。譬如，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当然是对的，但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也不能强调得过火。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所谓“经济决定论”就是把全部的社会历史关系不由分说地统统还原为经济关系，把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理解为一个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在其中经济关系起着唯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晚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予以澄清和说明。恩格斯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2](P593-594)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的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过错。”[2](P657)恩格斯还指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2](P659)
对著作不断进行修改，使之日臻完善，是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1862年4月28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2](P180)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写道：“对于《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9](P19)正因为马克思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他自豪地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4](P35)
三、学术研究应真诚合作、无私奉献
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是学术研究的最真诚合作者，他们合作出版的著作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资本论》虽然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但恩格斯可以说是幕后英雄，他不仅参与了《资本论》很多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交付排版之后，校样都要寄给恩格斯看，请恩格斯提意见，恩格斯不仅是《资本论》的第一读者，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资本论》也凝结着恩格斯大量的心血。马克思非常看重恩格斯的意见，认为恩格斯的评价比所有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2](P263)。马克思请恩格斯把他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2](P269)。1867年6月16日，恩格斯于曼彻斯特给马克思写信，对样稿提出批评建议，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该用黑格尔《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出简短的章节，用专门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过渡，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补充说明和纯粹的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2](260-261)恩格斯把几处印刷错误一一指出，并把那些确实失去原意的列成勘误表。
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他的批评做了回答：“至于对价值形式的阐述，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分别加上小标题。另外，我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x-y页而去读附录。”[2](P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