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更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行动建议
基于前文讨论，本研究认为，更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应该聚焦于变化着的管理实践，从实践中提取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问题。在此之外，从事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个体、学术组织和整个学术社群，也许都应该从自身和整个社群角度深刻地反思如何推动更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
4.1更为完整的学术研究历程
如前所述，当前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处于一个快速变化期，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管理手段的挑战，还可能蕴含着管理基本假设的改变。由此，管理研究者无疑应当关注当前企业的最新管理实践，而不是固守常规，这是管理学作为实践性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管理理论实践经验属性的要求[4]。对于管理实践的关注，既可以作为整个管理研究的起点，也可以在管理研究的全过程中发挥作用。
本研究认为，学者们要积极主动地“去看”管理实践，然而看的方式和程度却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按照学者们涉入管理实践程度的高低，可以区分为外部远距离观察、内部近距离观察、参与式观察、介入改变式观察等不同形式。当与管理实践保持一定距离进行观察时，学者们既可以做到不干扰管理实践，也能够保留一定的独立思考空间；相对应地，当学者们更多地参与甚至改变管理实践时，管理研究成果将会得到更为直接的检验。这些程度不一的观察方式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区别，而是都可以帮助学者们获取到研究所需的资料、信息和数据(不仅仅指量化数据)。对于管理学者来说，如果将观察管理实践片面地理解为参与到企业实际管理活动之中，其结果或许是既无法推动理论创新，又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混乱。作为在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备受尊重的两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通过担任企业的管理顾问进行观察，而更为学术派的马奇则始终与管理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方式虽有不同，但二位大师对于管理实践敏锐的观察力却都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一味地要求所有管理研究者都深入地介入到管理实践中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观察管理实践本身并不是目的，从中发现问题并发挥学者对于优化实践的价值贡献才是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追求所在。
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项管理研究的质量和可能贡献。德鲁克也曾经强调，管理学研究者的任务不是解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好的研究问题，往往具有重要性、新颖性、实践相关性等特征，能够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产生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陈晓萍等[22]总结了几种提出研究问题的不同方式：①从管理现象出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现象驱动法”；②从方法出发，考虑多层次、纵向、跨文化等不同新方法的“方法论驱动法”；③通过深度思考、与他人交流或者顿悟产生问题的“灵感驱动法”；④从广泛的文献阅读中获得问题的“文献驱动法”。在上述4种方法中，“方法论驱动法”和“文献驱动法”对于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们来说更为熟稔，但也面临着创新不足、缺乏实践关联性的风险。不过，正如陈晓萍等[22]分析的那样，这4种方法并非互相排斥，也都各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提出研究问题的过程往往体现着研究者的积淀和思考的深度，也通常需要综合上述不同方法。在当前的管理实践巨变背景下，学者们尤为值得关注的就是新的管理实践中包含着哪些新的研究问题？哪些问题是重大的、特殊的、尚未有已知答案的？哪些问题的出现能够挑战已有理论背后的基础假设？
在探索和回应研究问题的过程中，管理研究者需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与古今中外的已有知识保持对话。对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学习了解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知识；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从传统文化、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获取研究的灵感和启迪。此外，管理学科本身也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跨学科的思考往往会带来理论创新的上佳机会。相反，无论是直接拿来西方的研究成果，抑或是直接从传统典籍中寻找当前管理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者人为地在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加以隔离，在长远看来都是缺乏生命力的，也并没有真正地践行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通过与各种已有知识进行适度的对话，可了解中西方理论能否较好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识别他们的边界，从而更为明确地做出当代研究者的贡献。此外，当管理学术研究真正地由问题驱动时，在方法的选择上也应变得更加开放和自如。时至今日，尽管实证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这一方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研究问题，其本身的局限性也得到学者们更为清晰的认识。在此之外，案例研究方法、扎根研究方法、诠释主义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人类学方法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能够适用于所有研究问题与情境，方法上的多元化是管理学科能够繁荣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在面对不熟悉或新生的方法时，应当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理解，而不是简单地以旧有的标准加以要求。
尽管管理研究应当植根于管理实践被一再强调，但管理理论建构仍然是管理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勒温曾说过，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具有实践价值、更有用；马奇[23]也更为强调理论的美而并不那么强调管理理论的有用性。如果基于这一观点来反思如今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之间的鸿沟，其实更应该看到建构好的管理理论任重而道远。诚如德鲁克所言，管理是一种实践。但是，管理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实践研究，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同样并不否认和拒绝理论研究[5]。尽管笔者十分认同研究管理实践的重要价值，但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应是建立管理理论，从而揭示出优秀管理实践背后蕴涵的原理和规律[13]。德鲁克的诸多著作虽然并没有冠之以“理论”的名称，但其思想和观点之所以能够引领众多中外管理者，其生命力正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论断。这恰恰具有典型的理论色彩，而绝非仅仅是对于实践的总结，或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某些经验模式。建构管理理论不仅仅关系到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更关乎到能否帮助管理者正确地解释和预测管理实践，能否借助理论合理地利用和改变管理实践，并最终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实践[24]，这恰恰是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应该追求的目标。毫无疑问，从管理实践到建构与发展管理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学者们付出坚毅的努力和智慧。既不能因为当前理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而妄自菲薄，更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实践层面进行思考而漠视理论建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管理研究者应有勇气和信心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时代赋予管理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