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他就《汉书·匈奴传》所载更加明确地将宋以前中原政权与匈奴的关系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其策略各有得失。第一阶段为帝制以前，五帝三王时代，君主无富天下之心，己所自治者不过千里以待诸侯，而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臣其民，各赋其土而已，不过以德为天下之共主，莫不尊亲用是道也，何夷狄之足患哉？第二阶段为帝制以后，“自秦去封建而郡县之，必使尺地寸天悉为己私……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岛之广，虽使五帝三王复生于封建既坏之后，亦未知所以为计矣”。由此，他再次肯定“汉世绥御之方，窃谓于不得已之中而曲为之处，惟文帝为得”，文帝初即位，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意，量时度宜与匈奴复修和亲，尉佗自帝，亦温辞以感服之，匈奴或背约入寇，逐之出塞即止。⑩然而，到汉武帝之时信聂翁狙诈之说，兵连祸结，海内萧然，“董生之论，似过于弱，而实足以药武帝之膏肓”。针对有学者称宣帝以后，外族款塞入朝皆武帝所致，不一劳者不永佚，武帝之功居多，他予以驳斥，认为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极必衰，理有固然。五单于争立，痈自内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汉何力之有？……劳师费财，赏赐巨万，视文帝之费几倍焉，是亦不得而巳乎？”①上述论辩也是有感而发，既与北宋末年与女真联合灭辽终遭靖康之耻的反思有关，也鉴于孝宗开禧时仓促北伐遭致溃败的惨痛经历相联，表达其对南宋现实问题的关注之情。
彰显黄震历史研究的现实主义情怀，突出体现在他针对叶适有关内政外交建言所做的评价。黄震考《水心别集》乃叶适论治之书。《别集·后总》有其救世之策，极论本朝兵以多而弱，财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专制，而天下之势至挛缩而不可为。②黄震评其激烈愤痛开阖数万言，但论治犹医，论已坏之证易，而求必效之方难。何以言之？对此，他首先提纲挈领地加以概述：
水心始论历诋本朝先正大臣无一知治体，而要其究极，乃谓不能如秦之强；始论必欲取幽、燕，守关塞然后可以立国，而要其究极，乃欲于东南一隅，更裂两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论欲尽省养兵之费以宽民，而要其究极，乃欲买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赡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强其国如秦也；欲省养兵以宽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买官田者，欲省以民养兵之扰也。千条万绪，宛转铺张，而卒归宿于买官田。③
由此提炼出叶适将宋之能否强盛如秦取决于是否能夺取幽燕，能否夺取幽燕又取决于所养之兵，能否养好兵又取决于是否能减轻百姓负担，能否减轻百姓负担又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官田供百姓耕种的相互关联的基本认识。内政优劣决定了外交之成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军事的成效，看似合理，但基于他对基层盘剥层层加码必然性的了解，在对叶适脱离现实的理想规划做了深刻细致剖析的基础之上，对其倡议的可行性做出了否定，指出：
买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人情之于剥民，如蚊蟁吮血，苟有其隙，不约胥会。所谓监官一员，必且增监门，必且增斛面，必且以机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势要挟，阔书求为司门，求为敖口，求为催租官，况于吏卒，何可预防？数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数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预限？官租之赢既倍，而吏卒之扰又烦，正恐佃户逃而追业主，业主逃而追亲丁，不特绕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萧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傅城，而数百千里不预闻焉，岂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遍举本朝法度，凡其为利，无一非害。祖宗之思虑亦深于水心矣，久且不能无害。岂水心之官田独能保其无害者乎？呜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扰久矣。④
其剖析具体细致，客观而又现实，避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叶适能力主恢复是为正，反斥张浚则属大言；能力诋本朝兵财靡弊，天下而至于弱是为正，欲割两淮、江南、荆湖，弃诸人，以免养兵，独以两浙为守，又欲抑三等户代兵，则为靡弊削弱之尤者。⑤
总体而言，如何抗御外敌是叶适建言的核心要点，黄震联系历史及自身的思考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他梳理了三代至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与外族关系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唐虞三代所自有唯千里，若侯服以至要、荒，则听其人之自守，“不过道怀以德，接以礼，故事少而国易治”。秦、汉尽并天下，制于一人，甚至反为夷狄，于夷狄杀无辜之民，以贪非其有之地，“鞭长不及马腹，而国无宁日矣”，并因此肯定太祖内收藩镇兵，“使无诸侯强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边酋各为守，无直邻强敌如秦、汉守塞转粟戍兵之扰。处混一之势而能周尽天下之虑”。可见“必欲计二虏、定西北为尽天下之虑，谈何容易耶？”对叶适脱离实际的建言深不以为然。叶适又备言南渡曲折云云，黄震做出了自己的总结，认为“中原不失于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后中原失”。①并曾论靖康而后，中原尚有三次恢复的机会，“我朝当阳九之厄，所失才河北三数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黄谋拥驾而南，宗忠简二十五疏，力请还京而不见听。忠简忧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②至孝宗时，“已非南渡初愤痛方新、机会鼎来之比，况汤思退、史浩诸人遇中原思归者则还之虏，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谈为哉？”③故其评叶适淳熙上殿以复仇为第一大事，至开禧用兵，又指以为至险至危事，“宜识事机者”。但对他犹为韩侂胄用金陵之行一语不践而感到惋惜，感叹“兵固非为士者所宜轻言，非言之难而为之难也”。④
针对叶适请分两淮、江南、荆湖、四川为四镇，以当时驻扎之兵委之各镇，财赋皆得自用，朝廷不再输送，则经总制镇可罢，而中央政府也得以减轻负担。黄震以为叶适欲宽朝廷者，实际上欲宽民。就此，他做了深刻的剖析：一则，朝廷不予四镇财赋支持，四镇何以养兵？将不各竭其民乎！二则，他认为宋以仁立国，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祸亦略似周，“周东迁不复振，我南渡能复振者？”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强调宋政权对外政策采取以守为主的必然性。三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分析。认为“可更尽举州县弃之四镇乎？且水心独不闻唐之藩镇乎！”太祖惩其弊而尽收诸道兵财之权，今若复弃之四镇，“四镇将各竭民力以自固，我亦将何所取以制四镇？”“若四镇之说行，天下事去久矣，岂特不能宽朝廷而已哉！”也就是必然重蹈中晚唐之覆辙。四则，叶适既欲分四镇以宽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户为兵，罢厢禁军、弓手以宽州县，“州县纵宽，民不愈扰乎？且两淮、江南、荆湖傥属四镇，朝廷所自有，不过两浙，两浙将何以制四镇，州县又乌乎宽？”⑤批评其政策既不能达到控制拥有实权的地方强藩的目标，也最终无法解决基层越发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