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创造取向：通过学术研究积累具有前瞻性、超越性、趋势性的管理知识从结果产出来看，管理学者开展理论研究的直接产出在于贡献关于管理活动的理论化知识。但是，这些理论知识是多样化的，既可能是对于当前管理活动的解释和描述，也可能是基于以往管理活动而探索出的原理、规律或机理，还有可能是对于未来管理实践发展方向的一种预测和推断。不同类型的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的关联程度不一致，其贡献和生命力也是不同的。从与管理实践的直接相关性来看，有关当前管理活动的具体化知识固然最有可能发挥直接作用，但这却可能不是管理学者最为擅长和最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身在现场的管理实践者和咨询师或许更能够发挥这种当下的“有用性”。作为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更为重要地是能够扎根甚至超越当下的管理情境，贡献出具有前瞻性、超越性、趋势性的管理知识，从而能够为管理实践者在思考和引领“管理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提供思路与参考。
在当前组织不断经历变革的互联网时代，管理者更需要获得的知识不仅仅是针对现有管理体系的完善，而是从管理活动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从面向未来的角度出发，如何优化和引领当前的管理实践。在一些情况下，管理者当前的实践做法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符合组织与人性发展的趋势。管理学者便不能只是去论证当前实践的合理性，而更应该帮助管理者破除认识上的迷障，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组织和社会的进步[13]。正因如此，本研究认为，管理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为当前的管理实践寻求合理依据或进行“背书”，而在于从未来的演变趋势出发来审视当前的管理实践。
(2)成果发布取向：更为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大众和管理者推介管理学术研究的成果管理研究和实践脱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们往往更重视在学术社群中发布学术成果，重视在学术社群中的影响力和声誉，却不重视与管理实践者的沟通，久而久之便陷入到固步自封、自娱自乐的境地中。学术发表需要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范式，一般更为强调科学术语和逻辑论证，而这对于实践者和社会大众来说既难以理解又价值有限。德鲁克作为影响全球的管理思想家，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但其很多思想和观点通过《哈佛商业评论》得到及时广泛的传播。这也启示今天的管理学术研究者，专注学术发表固然可以部分地践行学者的“知识创造”使命，但在社会贡献使命上却可能是“跛腿”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如果只是停留在学术期刊上，自然难以期待管理实践者与社会大众学习应用这些研究成果。目前在国内，已经有了一批面向管理实践者的期刊(如《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管理视野》等)。尽管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或许并不完全认可这些管理实践期刊的价值，管理学者们也应当有责任借助这些平台去传播科学研究的成果。更进一步地，随着个人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学者们相较以往有了更多发布自己研究成果和观点的机会与平台。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中，管理学者们或许不宜再仅仅固守“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而是要更为积极主动地、更加具有理论自信地与社会大众和管理实践者进行互动。唯有如此，管理实践界才有可能了解学术界的研究工作，而管理学者也可以通过和实践者的互动汲取到新的思考。
(3)实践互动取向：主动拥抱管理实践和管理者面对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不能一味地期望实践界打开怀抱，而是应该主动走向管理实践、主动去拥抱管理者，倾听他们的声音、需求和问题。正如陈春花[14]所说，中国管理研究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是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达到“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管理实践和管理者的步伐已经遥遥领先于管理学者，而学者们却仍然在自己的学术圈内“闭门造车”。要破解这一难题，学者们应该发挥主动精神，积极地去走进并扎根管理实践，在管理实践中识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并通过科学严谨的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来为管理实践的进步作出贡献。尽管对于管理学者而言，主动拥抱管理实践和管理者面临着时间、成本、效益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如果管理学者不付出主观上的努力，克服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脱节问题将会愈加不可能。
(4)自我变革取向：对于学术界当前受到质疑的评价体系和行为规范，学者们和社群主体应该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优化自2014年开始，徐淑英便多次推动和呼吁“有社会责任的”、“富有同情心”的管理研究[9]，这一倡议与社会各界对于管理学术研究的反思不无关系。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管理研究社群内部存在着一些并不尽如人意的制度性压力，尤其是受到不少学者质疑的学术评价体系[9]。这一现状恰恰是中国管理学界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管理学术研究实现自身的社会使命。近几年来，包括《管理学报》等在内的一些中文期刊逐步推动研究取向的变革，“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等学术会议不断推陈出新，一大批关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学者们也在持续耕耘努力，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地践行学术社会责任的突出表现。正是依靠着同在一个学术社群中的学术组织和学者们，才能逐步推动学术社群的变革及优化，为实现管理研究的社会使命创造一个更加合适的学术环境。
最近10～20年来，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明显的追随和学习西方的特征。尽管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国际学术论文，参与甚至在某些主题上逐步引领国际舞台的对话，但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还需要在国际上做出更大的贡献[15]。更为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也许由于模仿式发展走的太快，而忘却了学术研究中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从而在贡献创新理论、对话管理实践、考察中国情境、营造学术环境等方面都陷入到一定的窘境之中[16]。面对着诸此种种的窘境，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便是重新审视管理学者和学术研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明确“我们当前所做的”、“我们应该做到的”和“我们能够做到的”，从而更好地践行管理学术研究的终极使命。本研究在这里提出践行学术研究社会责任的4种取向，既各有侧重也相互联系，旨在从处理研究与知识、研究与大众、研究与实践、研究与学术社群这4类关系入手，为履行学者和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提供一个指导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