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11)

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们可能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对社会构成了威胁，但他们不愿倡导制定艾滋病病毒预防项目，以便直接帮助那些最有可能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士，如注射使用毒品者、男同性恋者、具有多个性伴的双姓恋者等。事实上，直接帮助这些人的项目最具成本效益。但它们可能受到来自两方面的阻碍。一方面，政治家和决策者注重的是不参与高危行为的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因此可能感觉不到有压力应对那些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群体开展预防工作。因为很少选民会理解，那些有高危行为的群体的流行率会增加一般人受到感染的风险，即没有考虑到艾滋病流行带来的“负外部性”。既然大多数选民没有针对那些有高危行为的群体开展预防工作的要求，而这类工作的重要受益人——已经或即将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通常也由于担心暴露而到歧视和损失而同样采取抵制态度，官员们就可能采取一种轻松的办法，只是发起针对一般公众的宣传活动。但是，这样做不太可能帮助那些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
即使政治家和决策者不再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威胁，或愿意针对那些最危险行为的人采取预防性的干预措施，但各种干预措施受到的社会支持在广泛程度上是不同的。在很多社会里，人们认为禁止发生婚外行关系和禁止注射毒品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但为性工作者及其顾客免费提供避孕套、向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洁净的注射器却被很多人认为是助长不道德行为。于是决策者将会更多地从道德方面考虑问题，强调禁止或打击高危行为，以极力阻止潜在危险行为的发生。但这尽管在政治上是更易接受的，却可能起到加速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意外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代价。
最后，政府倾向于只有在一个人艾滋病发作并且生命垂危之后，即艾滋病的外部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之际才会忙于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这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人可能会强烈要求政府在医疗上给予补贴。然而，政府如果在此类开支上消耗了本应用于有效预防工作的资源，将会导致更多的感染、疾病和死亡。
考察中国这些年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走过的历程，这些政策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人有点唏嘘不已。下面我们以高危人群为线索来细数我们的相关政策及其中的问题。
（一）HIV/AIDS人群
中国政府至今尚未颁布较明确具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有关管理条例。各地的预防管理工作无章可循。不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阻断由此途径继续传播艾滋病病毒也无法实现。
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与艾滋病控制有效的国家相比缺乏深度、广度和持久性。广大群众接受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尤其对艾滋病是可预防的和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宣传极为不足，公众中的“恐艾症”十分严重。同时，中国公众中普遍存在着得艾滋病是性乱及不良行为的惩罚和报应的说法，得艾滋病基本上是一种在道德上应遭到诅咒的疾病。公众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歧视HIV/AIDS人群，并且主张以隔离管理的手段将他们赶出主流社会。北京市1997年对8个城近郊区的抽样调查显示：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存在着偏见和歧视，持谴责态度并认为是“害人虫”的居民占有相当比例。一次对河北省五市区九所高校学生调查显示，70％以上的学生主张把HIV/AIDS感染者集中管理。江西省南昌市对三所大学学生的调查显示40％的学生认为对HIV/AIDS人群应集中隔离管理。更为严重的是，在医疗卫生部门的领域里也有相当数量的医学工作者不能正确对待HIV/AIDS人群，比如1996年对成都市医疗卫生人员的调查发现，有相当多人数的医疗卫生人员不愿或拒绝给予艾滋病病人治疗。在最近热播的一个讲述急诊室故事的电视剧里，也出现了一个护士在接待一名艾滋病人时仓惶逃出病房的画面。
在这样一个由无知造成恐惧，由谬误造成偏见的局面下，HIV/AIDS人群大多生活在非宽容的环境里。由于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保密意识及尊重病人隐私观念的低下，HIV感染者及病人常常在诊断后立即被公众获知，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工作，停发工资，家属和孩子不能正常工作和学习。有的地区甚至连独生子女费都不再发放。吉林省一名劳务回国的HIV感染者，因卫生防疫部门保密工作未做好，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他得了艾滋病。全村人都不和他讲话，像躲避瘟疫那样躲着他。甚至不让他喝村里的井水。最后全村人凑钱给他做路费，让他离开村庄。HIV/AIDS人群在这样的生活待遇下，生活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有的人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寻求自杀，有的人则反过来报复社会。我们很容易设想，一个受到社会排斥的人对社会会是怎样的一种不满和仇视心理。更要害的是，大多数HIV/AIDS人群的反应是远离卫生防疫部门，不去按期检查、治疗、咨询。吉林省自1997年5月已发现的79例HIV/AIDS感染者中，能够查访到的只有12例，占15.19％；查无此人和去向不明者占84.81％。这说明卫生防疫部门、医疗部门已与绝大多数HIV感染者失去了联系和控制。他们的医疗及公众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