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15)

2、降低清洁针具获得的成本。艾滋病病毒一旦进入注射毒品的群体，将使共用注射器的人面临极大的感染危险。这种危险比任何其它高危行为群体所面临的危险都更直接。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大大提高了共用器具进行注射的代价，因此预计只要注射毒品的人可以有费用低廉的办法来避免感染，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比较安全的注射行为的费用——主要是获得经过消毒的器具或用于消毒的漂白剂的费用——能够降得足够低。不幸的是，对于注射毒品的人来说，安全注射的费用都十分昂贵。研究提示，难以得到经过消毒的注射器是毒品注射者共用注射器的最主要原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许多西欧国家已经广泛实施用使用过的针具交换清洁针具的计划，这一计划通过提供新的无菌注射器来交换用过的注射器，使共用针具的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污染的针具从流通中消失。这些计划在减少艾滋病病毒和乙型肝炎等经血液传播疾病方面取得的了很大成绩。而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瑞典的德隆，澳大利亚的悉尼，美国的塔科马，加拿大的多伦多，他们已经通过宣传安全注射，开展针具交换计划，开展消毒剂使用项目和安排解毒治疗等项目，连续五年使注射毒品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保持在5％以下。而在相邻的城市里，毒品注射者的感染率迅速上升到50％或50％以上。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实行降低危害战略方面的经验比较少，但尼泊尔的针具交换计划获得了显著成功。这项在1992年实施的计划使加德满都1500名注射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保持在2％以下，而毒品贩运沿线的其他亚洲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则在此期间直线上升。
然而，以上提到的技术性的措施都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甚至不是最新的发现。呼吁防止最可能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人之间的传染，不过是重申了20年前已经认识到的关于控制性病的论点；在世界银行有关公共卫生部门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警告说：对艾滋病治疗的补贴如果超过了比如说对癌症治疗的补贴，那么会损害每个人所享受的保健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总结这些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超出这些技术性措施范围之外的东西：
1、将重点放在减少穷人采取安全行为的代价上。如果一国的穷人由于不识字、语言障碍、看不到报纸杂志和电视或由于资源（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有限而在获得信息方面遇到重大障碍，资助这些贫困群体获得信息将增加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的机会。除了资助传播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信息外，最主要的措施还包括使穷人更容易地获得避孕套、性病治疗。而这可能涉及到取消对安全套的关税和对宣传避孕的限制。如果进行预防对穷人来说仍然太贵，还需要给予补贴。总之，富人一般而言总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信息、为实施安全行为所必须的一些物品，高收入的性工作者和文化程度较高的男子在进行偶遇的和商业性活动时使用避孕套的可能性较大。但如果采纳安全措施对穷人太昂贵，那么这些措施失败的可能性将加大。
2、有关艾滋病防治的问题是一个容易引起道德上的争论的复杂问题，但艾滋病病毒流行的紧迫性已不容有太多的耽搁；这时价值的维护是值得的，但问题也同样需要解决。例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依旧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制、贩毒和对吸毒人员的治疗、转化工作，但这并没有妨碍政府其它部门和民间组织展开针对吸毒人员的与艾滋病防治有关的政策。
3、警察部门在继续打击制、贩毒，减低毒品需求来源的同时，并没有以此为由阻碍和削弱公共卫生部门在疾病控制方面的努力，因为二者都是公共部门，都在履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工作，只是受益群体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可能只是表面的，就其最终的目的来说，却是同样的，即使相关人群和社会健康人群都免受恶性传染病的侵害。
4、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经体认到，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公共问题可能都是复杂的，是带有多种属性物品的一个复合物，只把关注点放在一个层面上，将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艾滋病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说，艾滋病所要求的政府公共品的供给主要是一种净化社会空气的供给，例如打击贩毒和性交易行为。但是，我们同样要指出，政府又不限于这样的角色。当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时，相关利益群体会要求政府提供另外的公共服务，比如为静脉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具，帮助美沙酮诊所的创立和运行以及鼓励在性行为中提倡安全套的使用等。就政府的职责而言，这两者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但在紧迫性上则有不同的要求。这时，以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替代、牺牲另一种都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