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引发出的新的关于个体权利问题。最近披露出的一些信息使我们看到一些长期存在的人权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人们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并在艾滋病发作之前的数年间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艾滋病将导致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少数群体，他们处于相当的弱势地位。各国政府在平衡被感染者利益和其他人利益方面采取的对策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巴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实行隔离，以便保护其他人免受感染。而美国法院则明确确认个人有权隐瞒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权利，甚至禁止政府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死去后通知其配偶有关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这是两个极端，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可能会在其中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案。很明显，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权利的相互性问题，因此将权利配置给谁就是重要的。研究显示，一些预防策略既不牺牲被感染者的利益，也保护未被感染者的利益，使双方都能受益是可取的。但可能困难的地方在于公共医疗费用的分配以及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给幸存的家庭成员提供资助，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到与艾滋病的斗争中，因为这些问题无一不存在着巨大的争论。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影响社会和法律制度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未被感染者的权利所持的态度。因此，人所公认的政府应该保护公民免受他人伤害的义务就成为另一个紧迫的原因，使政府应该在社会与艾滋病病毒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有关人的属性之分析
当我们不厌其烦地探讨物品的属性时，我们还不能忽略了有关人的属性问题。相对于人的复杂多变，物的属性就似乎显得更清晰、更好把握。但是，既然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是要影响相关人群的集体选择，那么这一纬度就是无法忽略的了。
关于人性，本文不对人性做性善和性恶之类的简单划分，关于这样的问题的复杂性已引起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我们也不对人们的所谓素质、道德水平下判断式的结论，简单的价值判断可能落得一时痛快，也顺应了人们简化问题的思维习惯，但对解决问题可能于事无补。黑白分明的坏人、好人，也许只在我们的意识里出现，现实中的人们，更多时候是灰色的，居于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只是假设，1）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2）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性；3）人们会对他自身周围的各种激励因素（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做出反应；4）没有必要的约束，人们可能难以摆脱一时的感情冲动和当下的利益考虑，而去思索更为一般的、长期的政策、效用和正义。在社会科学中，分析的维度往往与人性深处的冲动有关。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冲动之中，不同的人性冲动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人性的冲动是复杂各样的，如不单单只有利他之心，也并非只有损人之心，有时是理性的，有时又是非理性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冲动都会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模式，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
由此，在本文中，对人性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是复杂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决策，人们的行动最终如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则取决于其人本身的属性对所处的环境做出的反应。
（四）初步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有关政府干预的分析还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即从一般分析中，我们发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政策的属性要求有政府的参与。具体而言，政府参与的方式和强度等还有赖于对具体政策措施的分析。因为从理论上说，除了纯粹的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俱乐部”产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等其他形式的物品，虽然它们也属于公共物品，但可能要求的政府提供模式是不同的。我们在后面也将要指出，不同的人群所需要的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是不同的，相应地，他们表达自身偏好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因此单一依靠政府来识别这些偏好并确定相应的服务水平是不可能的。这时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上结合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分析相关安排的可行性。因此在上述的一般分析之外，我们还要对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分析，明确当前政策的问题所在，然后指出改进的可能性。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当前政策及其问题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