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22)

非政府组织被认为在这样的情境下发挥着以下的作用：
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有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无法提供，或者不便于提供，或者提供的效率很低，成本很高，这时就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完成；
满足社会多元需求。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兴趣、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方面都是高度多元化的。作为唯一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政府无法满足数目巨大、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局部性”需要，只有市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是由具有共同旨趣、利益或要求的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要求，支持社会的多元格局；
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政府由于受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约束和各种社会势力的牵制，而且其本身作为一个庞大的科层机构，难以摆脱官僚积弊的拖累，所以往往对新的社会要求和发展机会反应迟钝。加之其行为的“普遍性”要求，使它很难对地区性的和少数群体的需求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则不受到这些制约，它们更灵活、更机敏，应对新的需求，它们在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等各个领域中都承担了创新的职能。塞拉蒙指出，“正如营利组织鼓励私人利益由个人直接决定之外，非营利组织也鼓励公共利益由人们自己直接决定，而不必委托政府替自己操心。”当某些公共物品不交由政府独家提供，而是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时，并且他们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竞争关系，那么将会促进它们提高生产效率，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和效用。
在实践中，形式不一、灵活多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深入边缘人群调查他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认同、帮助高危人群转变行为方式、通过事实转变人们的错误观念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大的如带有较浓厚政府背景的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首先，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位，它可以跨越隶属关系之限，有利于组织多行业、多部门在预防控制艾滋病中协同工作。北京作为首都，各部委、中直机关及军队机构数量庞大，如由政府推进工作，往往在隶属关系的协调上就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得不偿失。协会则无此壁垒，灵活许多。由于该协会的理事单位涵盖了众多单位，所以当他们要进行公众宣传时，印刷、出版行业的理事就可提供方便，而教育、旅游、铁路等部门的理事则帮助这些材料顺畅地到达相关人群；当需要发挥电视、电台等大众传媒宣传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时，广电部门的理事又可紧密配合，达到更大效果。其次，便于开展对外交流。该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已举办多次大型讲座。而这些讲座一般都是有关理事将外籍专家来京之公务消息告知协会办公室，从而设法联系，手续简便，花费很少，但效果极佳。最后，便于争取国内外资助，从而支持开展各项活动。艾滋病的预防工作无疑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一方面我们需要政府投入，但在当前形势下，指望政府完全包下来不现实。而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协会可以有多种管道疏通，争取各方面的经费支持。WHO、WAF和日本艾滋病基金会等先后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其余还有青岛张北川对同性恋人群的调查、广西的吴尊友对吸毒者的清洁针具营销试验、云南的李建华在社区中试验美沙酮维持疗法，人大潘绥铭对沿海地区卖淫人群的实地调查等等，都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使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制定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另外一个比较纯粹的由民间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在云南省的举动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全都是经过云南省/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培训的志愿者，隶属于一个名为“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教育计划”。他们深入到酒吧、歌舞厅，通过跟小姐玩游戏、聊天，请小姐们吃饭等向她们传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巧。整个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思茅地区就在三年的时间里举办了215期培训班，4300多名15－25岁的青年男女接受了培训，其中有179期的学员是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他们已经在小姐中建立了良好的威信，有许多小姐是主动要求他们去办班的，因此他们的培训内容已经在实际中被小姐们坚决地予以施行了。而这些志愿者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最大的感受是变得“更有爱心，更宽容、做事更有毅力。这无疑使我们对民间自愿组织发挥更大作用树立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