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18)

·公共机构的首长能够对一线官员进行有效的指挥，后者会根据其所得到的预算生产最高水平的公益物品和服务；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里的每一个假设都受到了挑战。
就第一个假设来说，各项公益物品和服务在其生产和消费特性方面都有实质性差异。那些可以提高全国性干预效果的调查研究，一些与预防工作相关的信息，包括病毒生物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很显然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并提供。而对安全套的推广使用，例如价格适中、质量优异的安全套的生产、发放，安全套机的安装等则更多地可以依靠市场。前者是资本和智力密集型的产品，后者则更多的是服务和人力密集型的。
就艾滋病的影响而言，不同的投票者对公共品和服务的偏好显然极不相同。已经染病的人希望能够得到关爱和同情，潜在的感染者们则迫切地希望获得有关有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健康的人群则有相当的部分希望把艾滋病人给隔离开来，这些不同的偏好需要政府予以有效平衡。
我们知道，在私人市场里，对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物品的偏好是通过许多等价交换表达出来的。生产者通过消费者对所出售的各种物品的付费意愿来了解其偏好。在难以排他的地方，诚实地反映受益者的偏好以及他们付费的意愿，这样的机制是难以设计的，是非常复杂的，无论供给单位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是如此。因此，第三个假设也是有严重问题的。在非常小规模的群体中，受到影响的人往往能够面对面地讨论其偏好和约束，并达成初步的共识。在比较大的群体中，有关供给的决定通过投票机制授权给公共官员做出。有关投票机制的大量文献都说明了要把个人偏好转换成适当反映个人观点的集体选择是如何困难。当具有截然不同偏好的人们组织成一个集体消费单位时，偏好综合问题就严重化了。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往往易掉入融资的陷阱，结果使得公共品和服务的价格高昂，有时甚至超过公民能够支付的水平。在现代社会里，如果我们对公民权表示尊重的话，那么实现公民权应当包括具有消费公共服务的能力。沃伦和韦施勒给消费成本下的定义是：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增加量必须由公民、消费者加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以使他们可供消费。如果一个人必须步行或驱车三英里才能到达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这种旅途成本必须被加在车票费用上以使公汽服务消费成本精确划。这种分析提示我们，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有时可能高估了所需的资本。
即使假定一个多样化的大规模管辖单位的选任官员能够获得公民偏好的良好信息，要把这些信息转达给无竞争压力的垄断性公共官僚机构也是极其困难的，这也违背了第五个假设。公共官僚机构首长其实也面临着监督大量受各种各样公务员法律保护而不受处分的分散在各处的工作人员的问题。集权的公共官僚机构很难做到运作自如，它们更可能是信息传输缓慢、失真，反映迟钝。所以说第六个假设也有问题。
这种挑战是与当代的社会特征分不开的。考察人类社会面对公共问题的处理方法，有关价值冲突与问题解决的矛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现代”以前（这里的现代并不是按照历史事件的标识划分的所谓近代、现代的说法，而是指按照关键的社会和文化趋势及其造成的问题来区分的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面貌，这些趋势和问题按照韦伯的说法，即“合理化”和除魅）的传统社会中，处理这些问题可以用单中心的方式加以解决，因为那时处理各种公共问题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即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习惯做法之连续性的传统行为，以及受行动者感情的特殊影响和状态决定的感情或情绪化行为。我们对此应该不应感到奇怪，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获得政治权威的来源要么是相信传统的神圣性（传统型权威），要么是信奉某个个人、英雄或不同寻常的个人以及那个人的“使命”（超凡魅力型权威）。我们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要维持统治，保证合法性的最好方式是努力维持一种绝对“价值”，它要么是来源于传承已久的习惯或惯例，要么是来自于一种基于神秘主义的不可言说的神谕或类似的东西。在这样的情景下，维持这种价值成为首要的目标，它应该是统摄一切的，此时是不存在两难选择的：有任何问题与之发生矛盾，当然是维护此价值而牺牲另一问题。我们只要小心呵护这个价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