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上述的三个失灵是与公益物品的特性分不开的。公益物品正好与私益物品相反，具有如下二个特点：使用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公益物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实生活中，物品的属性是公益物品还是私益物品的性质和边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理论上，人们可以较容易地给出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的定义，但现实中，二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边界。换句话说，“纯公益物品”只是少数，在“纯公益物品”与“纯私益物品”之间还存在大量“准公益物品”。例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部分教育产品、部分卫生产品等，都属于准公共产品。事实上，所有公益物品的“公益性程度”都是相对可变的，即使通常被认为具有纯公益性的物品和服务也是如此，它们往往是一些公益程度不同的物品或服务的复合物。
因此，对于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性质和边界的认识，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的定义，而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情境中去把握。
（二）政府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公共经济学理由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政府进行干预，以便防治诸如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公共经济学理由.。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我们要分析的不是艾滋病本身之属性，有关它的属性是属于医学分析的范畴，与本文的主旨无关。从本文关注的角度，即政策分析的角度，我们实际上要做的是探讨关于防治艾滋病的有关措施的属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从公众健康计划及控制的角度来说，艾滋病所引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对所有相关的个人及社会的冲击。我们设想，当艾滋病得到控制时，实际上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那么不仅艾滋病人受益，所有健康的人及社会都会受益。也就是说，这种“收益”不是仅仅局限于艾滋病人，而是“溢出”到这个群体的外部了。那么我们对照以上的分析，这个好的公共卫生环境无疑具有公益物品的属性：首先，它在使用上是不可分的，一旦它被创造出来，一个人的使用并不会排除另一个人的使用；其次，它在消费上是不具有竞争性的，增加一个受益人的边际成本为零，一个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量并不减少其他人的消费量。
我们首先假设，对艾滋病实行市场化的解决之道，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理由当然很简单，既然艾滋病病毒感染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对这种很私人化的东西，政府有必要为了减少这种病毒的传播而进行干预吗？如果所有的市场都完美地运作，而且政府能够抵制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那么政府就可以不对治疗提供任何补贴，而将所有的成本收益都交由个人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面临感染危险的人都会为了降低其面临的危险而付出相应的费用。但是，由于一个肺结核感染者在决定是否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可能只会考虑他个人的利益，那么当治疗的费用足够高，或者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例如当事人自己对尽快地治愈并没有什么急迫性，那么肺结核患者经过治疗痊愈的例子可能就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合意水平那样多。经济学家将那些成本支付人没有得到的治疗利益成为外部利益，将因为未接受治疗从而对其他人产生的负面影响成为外部成本。两者通称为“外部效应”。这些外部效应如果影响很大的话，就构成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理由。
第一眼看上去，对于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病而言，其外部作用和公共产品的属性看起来都不重要。我们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大多数性病的传播是双方自愿行为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人都应该会权衡他或她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只有在他或她认为值得为此冒险的时候才会去做。如果双方事前都知道他们可能会感染性病，但仍然愿意发生不加防护的性关系，政府为什么还要对这些个人的决定加以干涉呢？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人所作的决定不仅会影响到他们自己，还会影响其他许多人，对夫妻关系、生育以及其他偶遇的性关系都带来危害。理想的情形应当是双方在决定是否进行不加防护的性交时应当首先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性交和注射毒品能带来短暂的、但是却非常强烈的快感，减少危险行为的代价是非常清楚、非常直接的，而所谓的回报却不是很肯定且相对遥远。即使他们同意使用避孕套和其他手段以减少感染的危险，他们也无法向他们未来的性伙伴证明他们一致是谨慎行事的。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不进行不加防护的性交会产生外部利益，但由于每个个人不能获得这些利益，他或她就不会像假如能够获得利益那样谨慎行事。结果是，性病流行率将提高，对于每个有性生活的人来说，感染性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干预可以促使大多数有性生活的人采取比较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或使那些注射毒品的人采取更加安全的注射行为），使他们在作出决定时能更认真的考虑危险行为的社会后果，那么政府干预便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