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性恋人群
同性恋至今在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记得当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的公映曾有一段曲折的经历，而陈凯歌因此在国际上获奖更是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指责陈凯歌是在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来讨好西方观众。几年前，当王小波、李银河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发表在刊物上时，该刊德高望重的顾问表示要辞去顾问，以示清白。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同性恋是由比较复杂的因素引起的，对一部分人来说，它可能由基因所决定，是一种生理上的现象；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可能与其家庭、社会及成长的环境有关。不管怎么说，同性恋在人群中占有相当固定的比例，这跟一个人的道德是不是高尚可能扯不上边。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官方对同性恋人群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但其态度基本上是不反对也不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术界召开以教育同性恋者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较难。同性恋者呼吁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自身服务机构也比较困难。这使得同性恋人群在艾滋病预防中进行自我教育和得到社会的帮助十分不利。
而中国公众对此现象也是很不宽容的。长期以来，以性反常、性变态、违反道德而唾弃之。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医学界也得以体现。中国精神病学会及一些精神病学界人士曾经坚持不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予以删除，而按照美国DSM－4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他们早已经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某个或某些中国精神病学专家还将同性恋诊断与道德问题挂钩。其理由是，同性恋不符合我国国情，违背中国传统的性道德规范。同性恋的性行为不属于私事，如果追随某些西方国家的观点，将同性恋视为一种正常的性行为，排除在性变态之外，将产生许多社会危害。这种把道德观点纳入科学研究的倾向，不但影响医学工作者曲实施人道主义救助，也严重伤害了同性恋人群的感情。而当同性恋人群远离社会主流人群时，针对同性恋预防艾滋病的一些有效措施便不能实施了。
第五章 全球迎战艾滋病20年的经验
就在我们的艾滋病流行率节节攀升之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却给我们展现出一副不一样的情景。作为艾滋病流行的后来者，借鉴和吸收别国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一种便捷的方法。人类世界在同艾滋病作艰苦斗争的20年中，已经有一些国家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使得“我们在正视艾滋病的流行时能够保持乐观态度”。这些经验体现在：
1、艾滋病病毒并不是轻易传播的，改变行为方式的措施已经在像澳大利亚、泰国和乌干达这些国情大不相同的国家中使某些特殊群体中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率有所下降。即便是贫困国家，只要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并积极行动起来，也是可以找到低成本和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来预防艾滋病的。改变行为方式的措施“应该首先把重点放在那些具有高危行为，最有可能受到感染并在无意间感染别人的人身上”。
2、如果措施不得力，那么艾滋病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社会流行，这不以人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因此需要抓紧每一个机会来防止艾滋病的大面积流行。在早期控制艾滋病的流行的成本－收益比是非常高的，一旦艾滋病病毒广泛蔓延，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将会降低，减少感染人数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不幸中的大幸是，我们现在还处在艾滋病开始传播阶段，“目前这一段短暂的时间，是我们绝无仅有的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良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中国办事处医学专员孙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一样的画面：他指出，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地区范围和一国范围内都未解决毒品问题，另一方面，已经吸毒的人员，完全摆脱毒品并不容易，尤其是单一强制戒毒后经过一段时间，为数可观的吸毒者会重新回到吸毒的老路上去。但艾滋病通过吸毒者共用注射器造成传播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而受感染的吸毒者还有可能进一步将病毒通过性接触传给一般人群。因此，除了在积极进行减低毒品需求、减少毒品供应工作的同时，一些国家另辟蹊径，开展了多样化的针对吸毒者的减低毒品危害的工作。如教育吸毒者放弃注射毒品、传播避免过量吸毒的知识和帮助其放弃共用注射器的习惯；进行如何消毒注射器和针头的指导；以及向吸毒者提供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的口服美沙酮替代疗法和以干净的一次性注射器交换吸毒者用过的注射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