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在一开始，对艾滋病感到关注的利益群体很少，随着艾滋病的流行，伴随这一过程各利益群体及其影响力也不断发生变化。政府要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此看似简单、明了的措施也有可能得不到有力的贯彻，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府需要在这一局面中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冲突，维持团结。
6、虽然一再强调，要战胜艾滋病，政府的积极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但或许由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共同提供的模式更好。例如更便宜的安全套的提供和更方便的获取，有赖于对市场职能的不断完善；关于个人行为方式改变的道义劝说，更多的应依靠民间自愿组织和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政府无力亦无必要动用公共权力强制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而权力下放、民营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优点，也已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第五章 当前政策存在问题的分析
对比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明显存在着制度空间不足的问题。所谓制度空间，即政府有效组织自身和社会资源以应对危机问题的意愿、能力，手段以及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的突破上可允许的试错和尝试空间。制度空间不足，就表现为意愿不强，能力不足，手段不够及可试错和尝试的回旋余地狭窄。
从政策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把制度空间分为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层面，也就是最低的层面，是具体的政策措施，比如允许向吸毒人群试点提供清洁针具，在各危险人群的聚居地放置安全套机，以方便使用等等。具体之政策措施已经是整个政策过程的终点和结果，通过它政府与民众直接发生关系。中间层，是有关政策的制度（体制）层面，这表明了具体的政策措施是如何产生的，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产生。它反映出，当问题能够进入政府政策制定的视野后，政府采纳这些政策的体制和过程等等。最后一个层面，也是最高的层面，是有关政策制定的制宪层，它关心这样一些问题：什么问题才能进入到政府的视野，并将之视为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如果要采取行动，紧急程度如何？为配合这样的紧急程度，需要动用怎样的资源和手段去达成这一目标？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渡”在传统上被视为是它自身的一些权力和职责、允许在某种程度上与自身的职责相交叠的层次及其他“中心”的存在？等等。很明显，宪法层面在其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它统摄着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相关制度，决定了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就一般百姓而言，作为政策措施的直接作用对象，他们总是希望看到这些措施能对他们的利益和愿望有所回应，能更人性化一些，能使它们对人的束缚小一点，从而鼓励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而这有赖于政策制定的体制的变化，但体制的任何一点点变化均与宪法层面的变革分不开，与官员或民众是否体认到环境或问题已经足够严重，需要他们作出回应，并且是善意的回应有关。宪法层面可能更多地得到一种隐含的假设和观念的支撑。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的“伟大试验”时分析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习俗是这一试验的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作用于“心理习惯”及“当时人们中间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和观点以及那些组成人们思维特点的全部思想”。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心理和思维习惯。把心理和思维习惯放在首要地位反应了托克维尔一贯的思路，因为他认为，认识问题是美国民主长期存在的核心。他认为，如果民主的政治体制要长期生存下去，那么适当的心理和思维习惯就有必要代代相传。这表明一种观念和思维对于体制的维护是多么重要。当然，说到政策背后的观念，问题可能稍稍要复杂一点。本文一方面提到了民众需要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提到了政府更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当然，我们会说，就民主政府的特质而言，政府的观念应当是对民众的观念的反映，是对他们的观念和思维的集成和反应。但是，实质上，政府的观念又不可能是完全对民众的反应，因为民众有时存在着“理性的无知”，或者由于所处角度的不同，民众有时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和进展。政府由于处在问题的一线和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因此可能在某些方面更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值得追求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有时起着“型塑”和引导民众的观念和价值观的作用，这在后发的、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更是如此。因此，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府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而这种抉择又会随着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对公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反过来，民众的观念又会输入政府的观念系统，使政府的相应观念得以调整或改变。但就本文的主题，我们主要还是想要指出政府在制定相应政策方面需要哪些观念的变革。因为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实在是干系重大，责无旁贷。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提到民众的宽容和观念变革，但主旨还是希望政府能够率先垂范，这将是解决问题更主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