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19)

但是，在现代（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不同了。“现代”的社会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又被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给加剧了：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角色的多元化与差异性；工作与私人生活的分离；相对主义；和社会的多元化。这些特征已经和正在使传统社会同质性及其统一、稳定的文化系统解体，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承认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组织为日益增加的多元化的公众提供服务。约翰·杜威在《公众和公众问题》中指出，现代社会里已经没有“统一的公众”这一说。这使得建立在官僚理性基础上的政府尽管在努力提供规范化的服务与产品，但它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政府越来越发现自己与其服务对象（指公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持续不断。曾经一段时间，公民们希望政府应该同等对待每一位公民以示公平，政府的这一权力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假说基础上的。可是现在，人们有时候希望政府同等对待每一位公民（例如选举权、就业机会和司法公正等），但有时候他们又希望政府区别对待每一位公民（比如伤残保障权力、赞助性行为等方面）。而这些诉求都是合理的。标准化的政策和程序与多样化的、敢于直言表述自己观点的公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相称了。
因此，政府在解决当代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时，此处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的问题时，越来越需要体认到他们是不同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价值相对性和社会多元化的必然产物。在缺乏具有绝对权威、统一的价值体系的后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政治和行政执法程序皆为不同利益关注的焦点。政府已经被有着各种诉求的、有主见的民众给包围了。这些诉求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属性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使多年来公共行政对之赋予了很高价值的标准化服务以至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无法应对。标准化服务对官僚的假设，即认为同等对待就是公平的理念也荡然无存了。需要一个更为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公共行政机构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要保持运行畅通和有效，必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将自己视作开放的体系。应该重新审视那种认为同等对待就是公平对待的假说。如果公民成员事实上并不一样，而且品性、需求、喜好和背景迥异，那么仍然以一种方式去对待他们就显然是不公平的了。公共问题的指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具有创新性的素质，以确保能够洞察来自环境的影响，满怀信心地尽可能降低或减少公民的参与成本。参与的成本应该降低至所有人群都有机会参与。这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是一个伦理关怀问题，不应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所需的数目可观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超出了公民的承受能力或超过了预期确定可得的利益，就剥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能力。为了有效地处理各种不同的利益，奥斯特洛姆和沃尔多已经指出：民主行政活动发生时，几乎是片面地一味关注提供公共服务和生产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公共行政人员现在必须放弃这种做法，并开始将这些成本与那些公民承担的成本加以权衡比较。
或许有人会担心，提倡从“多中心”角度去解决问题的措施是否会带来价值上的混乱？政府还有用武之地吗？答案是否定的。多元化与相对主义虽然使得政府寻求一个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下都适用的由一般科学方法加上对效率的强调而达到的普遍的所谓标准化的公共服务的趋势变得几乎不可能，但在多元主体中日益频繁的观念冲突也为政府的道德立场找到了存在的根据。政府的道德立场在于维持多元的道德立场的平衡，并遏制任何以自以为是的一方去压倒另一方的企图。政府虽然没有表现得有自己的道德追求，但它其实可以通过强调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如宽容，爱心、妥协、协调、爱心等来达到道德上可接受的结果，因为这些“元观念”实际上是中性的，他能够被任何阶层所用，而不会成为一种观念压倒另一种的工具，从而维护微妙的平衡。政府的道德立场在于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为每个公民自己的选择提供基础，而不是代替民众选择。政府当然有自己的道德倾向，但这不是它动用公共权力强迫每个人改变行为的理由。社会的利益越来越多元化，正像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行为的道德性是值得追求的，但公共卫生安全也不是可以抛弃的。如果公共的机构用权力为扶持一方而压制另一方，就显然没有把权力用对地方。政府尤其应该明白，在发生二元困境时，解决问题是一方面，它不代表政府认同了不道德的行为。只是说，由权力本身的特质决定，他的行动将更多的限定在说服、教育，而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当事人自己。如果仅仅是因为要消除某些人的所谓不道德行为的“小恶”而滥用权力，这将是更大的恶，我们将是得不偿失的。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给人的基本教训是，政治是一项有限的事业，它不是带领我们通向人间天堂的云梯。希望在人间建立“天国”，强迫历史交出人类历史记忆中的“至善”的努力，最后竟然演化为一幕幕人间悲剧。政府当然可以有高昂的价值理性，但这应该由宗教、论理学或政治哲学来承担，而与政治学分开。近代政治的“合理化”过程，已经使公共行政从谁来统治转变为如何统治，从哲学化统治转变为技术性的统治，有效解决公共问题成为它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