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31日，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创办特区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做法。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的市委书记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特区名称问题。邓小平定下特区之名，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叫什么特区呢，又颇费脑筋了。这时从北京传来了反对的声音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反对者的声音，给大家以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中央领导人也同意了，觉得这个名字好，很贴近中央举办特区的初衷。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会前，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同志带领一个先遣组前往广东调研。3月30日，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主要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1）调整农业发展方针；（2）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3）大力发展对外贸易；（4）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5）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6）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7）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8）切实加强领导。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会议纪要》，以中发【1980】41号文件下发全国。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央41号文件与50号文件相比，又前进了一步。经济特区的综合性建设方向得到进一步明确，经济特区的政策也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谷牧同志后来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经典里找不到，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试验。因此，会上对特区建设的方针作了详细的研究。”“通过这次会议，把中央举办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了。”
（三）经济特区的选址与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