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发展进出口、增加就业的基地，带动经济的全面增长。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曾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注。周恩来总理发感慨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在许多外交场合，他都承认台湾取得的成就，赞扬台湾高雄自由港的重大作用。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极左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根本不可能设立经济特区。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随后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能够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由此产生了极大地紧迫感。严峻的现实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开始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这样的“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落后让我们反思什么叫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二）中国内政外交出现关键的转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是一位在政治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人物，他历经坎坷，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的政治磨难。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他的第三次复出，成为中国内政外交出现转机的关键。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迅速发展经济，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全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准备。
文革后期，我国在外交上欠账不少，各国领导人来访的不少，而我国领导人的回访却很少。所以文革结束后，安排了较多的国事访问。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有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12位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同时也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通过这些访问，中国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感受更加强烈了。在日本的几天，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他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