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特区的筹备与创办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突破口和排头兵。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发展极不均衡情况复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只能从局部做起，从点到面，取得经验，然后向全国推广。广东省和福建省由于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对外开放中就“先走一步”。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广东，其经济实力居全国后列。广东改革开放前后，一些边境地区偷渡外逃的问题十分突出。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边境地区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边防”，长期忽视经济建设，致使经济社会发展缓慢，边境秩序混乱，人员外逃严重。宝安县与香港山水相连，是一个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极为落后的农业县。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和财政收入有限，致使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也十分落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县外逃人数长期居广东省之首。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2年至1979年，宝安县共有外逃11.93万人次，其中逃到香港累计6.02万人。宝安县的不少村庄，男劳力全部跑光，仅留下妇女、小孩和老人。当时流传的所谓客家山歌很能说明当时的状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宝安县40多万亩水田约10万亩抛荒。“逃港风潮”一直成为困扰当地政府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由于宝安、珠海两地毗邻港澳，边境逃港问题十分严重，成了中央和广东省一些领导深入基层调研的重点。后来创办深圳、珠海出口基地和经济特区的设想正是发轫于此。
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边境地区农民逃港问题时，邓小平认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说什么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就是资本主义，荒唐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