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后，广东、福建两省和国家进出口委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筹办工作，包括开展划定特区范围、起草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等工作。
特区的选址与范围确定，是筹办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来看，特区选址是否恰当、科学，是特区建设最后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区选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的区位选择；二是具体区位的选择，即特区范围的确定。
在特区大的区位选择上，中央一开始并没有限定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在广东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也提议在大连办特区，中央表示同意，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上海市的崇明岛从地理条件看，与大陆自然隔离，同时毗邻上海市，交通条件较好，工业和人才基础较强，应该说办特区是有一定条件的。但上海市崇明岛最后却被中央排除在特区设立范围之外，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层内部对试办特区存在不同意见有直接关联的。
1981年12月22日，中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坚决不同意，说：“经济特区只能有这四个，不能增多。”陈云当时对试办经济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特别不赞成在中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经济特区。陈云的这个讲话，打消了其他地区要求办特区的想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对于80年代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遗憾和后悔。他说：“浦东开发晚了，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92年南巡讲话以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考，